垃圾分类已成无用之举？

文/《中国报道》记者 王焱

“辛辛苦苦分好的垃圾，会不会被垃圾车混在一起拉走，一起焚烧？”当将生活垃圾投入分类桶时，不少人心中都存有这样的疑问。加上多地垃圾焚烧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现象，也让部分民众产生了“垃圾分类多此一举”的困惑。

当前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成效如何？在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快速提升的背景下，推行垃圾分类已是“多此一举”？

混装混运乱象大幅改善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自2000年启动试点，首批确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开启了垃圾分类的探索之路。

2019年，上海率先出台并实施了有“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之称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20年，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也落地实施，全国垃圾分类工作进入法治化、规范化推进的新阶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覆盖率达92.6%。目前全国已有21个省份、173个城市出台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46个重点城市建成了覆盖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完整垃圾分类体系，其余地级城市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与运行体系也在加速建设落地。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苏州、厦门等精细化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前端分类、后端混装”的问题已基本消除。这类城市垃圾收运企业规模化、规范化程度高，地方政策对混装混运行为设置高额处罚机制，极大压缩了企业违规空间。同时，各地普遍推行垃圾分类运输车专属配色、专车专运模式，从运输环节筑牢分类防线，有效杜绝了混装乱象。

各地实践数据充分印证了垃圾分类的落地成效。截至2025年10月，杭州市全市93个街道、98个乡镇、5271个居住小区、6420个公共机构基本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资源化利用率均达100%。全市千余辆分类清运车各司其职，可满足日均1.5万余吨的垃圾清运需求。珠海市推行“不分类不收运”试点机制，2025年已实现居民小区、公共机构、公共场所、经营场所垃圾分类全覆盖，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1.5%，厨余垃圾日处理能力达330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持续保持100%。

上海环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高工张益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内重点城市已基本实现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的物理分离，混装混运情况大幅好转。

末端处置短板客观存在

从当前全国垃圾分类末端处置整体情况来看，不同品类生活垃圾的处理流程、处置效果差异显著，高附加值可回收物循环利用体系最为成熟，有害垃圾处置体系相对薄弱，厨余垃圾处置则是当前垃圾分类工作的核心难点，部分地区确实存在“分出又焚烧”的现象。

依托垃圾分类网与再生资源回收网“两网融合”政策持续落地，废纸、塑料、金属等可回收物处置路径最为顺畅。社区回收的可回收物经中转站分拣、精细化处理后，统一输送至再生资源企业完成循环利用。北京市2026年5月数据显示，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来，全市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已从24780吨/日提升到32300吨/日。生活垃圾处理量下降为2.16万吨/日，减量率超过20%。可回收物日均回收量达到9166吨，增长率2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3%。

有害垃圾实行专项收运处置模式，由环卫作业单位统一转运至专用暂存点，再交由具备危废处置资质的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目前重点城市社区均配备有害垃圾专用投放设施和运输车辆，但受居民投放量少、收运频次低、末端处置渠道有限等因素影响，有害垃圾收集处置体系整体较为薄弱。

对此，刘建国建议，可优化有害垃圾界定范围，将过期药品、个人护理品等可通过焚烧无害化处理的品类移出有害垃圾清单，实现品类精准管控。

一些城市厨余垃圾占生活垃圾总量的50%—60%，是垃圾分类处置的重点和难点。刘建国介绍，餐饮厨余垃圾油脂含量较高，可提取加工为化工原料、航空燃油，具备较高经济附加值，是垃圾处置企业的主要盈利来源。居民日常产生的厨余垃圾，主要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用于发电或并入天然气管网。但该处置模式运营成本较高，收益无法覆盖运维支出，高度依赖政府财政补贴，仅经济发达城市能够常态化落地运行，且对前端垃圾分类质量有严格要求。

在经济条件、技术能力有限的中小城市，厨余垃圾专业处置能力不足，大量前端分类后的厨余垃圾无法专项处理，只能送入垃圾焚烧厂，“分出又焚烧”的现象客观存在。针对这一问题，张益表示，厨余垃圾处置需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大城市对现有处置项目提标改造、优化运维，中小城市优先推行协同处置模式，杜绝盲目新建处置项目，避免资源浪费。

垃圾分类已是多此一举？

当前，垃圾焚烧发电已替代传统填埋，成为我国生活垃圾处置的主流方式。

近15年，国内垃圾焚烧产业快速扩张，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而按2024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26236.62万吨折算，日均清运量约72万吨。处理能力扩张与垃圾增量放缓之间的错配，使一些地区出现焚烧设施负荷不足、“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因此，不少民众质疑，如果现代化焚烧设备可直接处理原生垃圾，垃圾分类是否多此一举。

刘建国指出，“垃圾不够烧”并非垃圾分类导致，其原因既包括部分地区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布局不均，也包括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带来的垃圾结构变化。部分地区为消化闲置产能，出现跨区域“抢垃圾”、焚烧陈年填埋垃圾等乱象，是产业规划失衡的阶段性问题，不能作为否定垃圾分类的依据。

从技术和经济角度来看，原生垃圾直接焚烧并不具备可行性与经济性。刘建国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我国目前的垃圾焚烧系统确实可适配低热值垃圾，在入炉前垃圾通常先停留在垃圾池发酵脱水，这样能大幅减少湿垃圾直接入炉对设备造成的损伤。但是，未分类垃圾中大量高含水、高含盐的厨余湿垃圾对焚烧系统造成负面影响依然不容小觑：高湿垃圾入炉燃烧时，会导致垃圾热值偏低，炉膛温度不达标，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燃油消耗和运维成本，高湿高氯的燃烧环境则加速设备腐蚀、缩短设备使用寿命；高湿垃圾还易造成垃圾燃烧不充分，增加污染物排放和环保处置成本等大量隐性损耗。反之，如果能在前端有效分离厨余垃圾，可减少焚烧厂垃圾发酵脱水时长、降低渗滤液处理成本，让垃圾燃烧更充分，保护焚烧设备；精准分类有害垃圾，则可降低后端烟气净化压力，减少污染物排放。

从资源利用维度分析，垃圾焚烧仅能实现能量回收，而垃圾分类可实现更高价值的物资回收。金属、塑料、纸张、织物等可回收物，通过分类分拣可循环再生利用，全生命周期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通常优于焚烧发电。若放弃垃圾分类、原生垃圾“一烧了之”，本质是对可再生资源的严重浪费。“垃圾分类需要算长远账、综合账，不分类带来的隐性成本和资源损失，远高于垃圾分类的投入成本。”刘建国强调说。

除此之外，刘建国指出，垃圾分类还具备不可替代的社会效益。垃圾分类是提升社会文明素养的重要载体，能够培养居民环保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倒逼企业减少过度包装、推行绿色生产，助力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目前，国内垃圾焚烧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逐步从单一发电向热电联供模式发展，而焚烧余热供暖对垃圾热值、分类精度要求更高，垃圾分类是焚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受访专家均认为，“垃圾不够烧”是发展中的矛盾，可通过优化产能布局、协同处置固废、推动厂区升级逐步化解。垃圾分类绝非无用之举，而是我国城市垃圾精细化、可持续治理的长期战略，坚持分类施策、协同优化焚烧产业，是兼顾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科学治理路径。

(《中国报道》2026年6月刊）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