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经济复苏仍在路上，稳消费需＂三箭齐发＂

疫情使中国经济快速陷入短期衰退，"六稳"已不足以应对当前"极不寻常"、"前所未有"的局面，"六保"又正式登场，凸显了宏观调控的底线思维，加上这次"两会"不设经济增长目标，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实际面临的困难比想象中要更大，经济复苏之路也更加坎坷。

从最新公布的5月经济数据看，经济复苏仍在路上，但后续增长态势有可能略有放缓。从生产端看，工业增加值增长虽继续加快，但已露出疲态，制造业增长乏力，高技术产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增加值增速均有所放缓。

图1 工业生产增长态势略有放缓

从需求端看，消费增长继续缩窄跌幅，其中，广义乘用车一改过去十个月的负增长颓势，首次实现正增长;受房地产投资和销售强劲反弹影响，房地产链条上的相关消费，如家电、家具、建筑及装潢材料实现正增长。但是，消费的复苏弱于投资、弱于生产，仍显著低于疫情前的水平，表明当前和中长期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消费不足的问题。

图2 消费增长继续缩窄跌幅但仍显著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投资反弹相对于消费更为明显，投资活动几乎是一个"V"型的反弹，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更是一马当先，已经接近正常化，5月实现增长-0.3%，已经非常接近正增长;基建投资也在快速恢复之中，制造业修复相对较慢。

图3 投资活动呈"V"型反弹，房地产投资已接近正常化

出口受益于防疫物资出口增速加快、东盟市场增长和汇率贬值的积极影响，展现了一定的韧性，数据略超之前市场的悲观预期。进口受累于内需不足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呈现加速回落态势。

图4 出口仍具韧性，进口持续走弱

随着六稳六保措施的进一步落地，后续工业增加值回升将有所收窄，内需将继续缓慢恢复，投资受到的冲击基本结束，消费会受到疫情反复的冲击，以及收入增长乏力的影响，未来消费增长不容乐观;进口预计将有反弹，出口形势受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影响，难以预料，贸易顺差预计会有所收窄。综合来看，二季度仍然有望实现小幅正增长。

为此，下一阶段宏观调控仍需保持一定的扩张力度。就两大政策而言，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灾后经济重启，都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笔者建议，需要采取更有力和更具针对性的措施，"三箭齐发"稳消费：以稳就业为前提，以提高收入为核心，以财政手段为政策首选。

稳就业是稳消费的前提。疫情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中小微企业和出口企业。疫情过后经济活动的恢复，特别是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恢复也许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顺畅，部分零售、餐饮、酒店、旅游、交通等吸纳就业较多的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年毕业的大学、大专与高职学生将超过900万人，这部分人群的就业困难已成为现实。出口订单滑坡、对外贸易萎缩可能导致相关行业失业加剧，粗略估计，目前我国约有6000万人左右从事和出口相关的行业工作，若出口下跌10%，则有可能最大造成约600万人的失业;若出口下跌20%，则有可能最大造成约1200万人的失业。因此，未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中低端产业从业者、大学生毕业生、出口企业员工、农民工等为代表的结构性失业将成为突出矛盾。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会提出发展"地摊经济"的大背景。

一哄而上摆地摊固然不对，高高在上地排斥低端人口、拒绝烟火气恐怕也不是正确的做法。稳就业还要通过一系列的开拓性思路和非常规方法来拓宽就业渠道。首先要保住市场主体这一就业的青山，企业不倒，就业和民生才能稳。为此，要更加重视对众多受疫情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微企业给予直接财政救助，而非一味地要求金融机构发放债务性资金，要下决心拿出真金白银，发挥好抗疫特别国债的积极作用，多方发力，从直接补贴、政府采购、免除税费房租、降低融资成本和房租、增加金融支持、发放专项消费券等多方面加大力度，把救助企业的好事做实做细做到位，着力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提高其生存和发展能力，让他们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活得好"、"活得久"，防止市场主体出现破产倒闭潮和大规模裁员。

提高收入是稳消费的核心与根本。疫情对居民就业和收入直接产生冲击。"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令人震惊又心酸;发展地摊经济的提法一夜之间火爆网络，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这些现象的背后都反映了就业民生的艰难、收入增长的乏力。这样的一个基本国情，应该说，对我们下一步扩大消费、稳定增长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事实上，在疫情之前，居民收入增速就已经开始显著地、趋势性地放缓。疫情之后，更是雪上加霜。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同比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实际下降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41元，实际下降4.7%。这些数据都是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负增长，从来没有过。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消费是增长的支撑。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更没有增长。后小康时代、后疫情时代需要以内需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而扩大内需则依赖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没有收入的持续增长，就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图5 疫情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产生巨大冲击

在几年前笔者参与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就提出：将居民收入倍增上升为后小康时代国家优先发展战略。目前来看，这一建议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以，在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我们非常有必要继续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将之列入"十四五"规划，这是从根本上激活消费、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具体来看，"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每阶段十五年，每十五年实现一倍增：第一阶段从2021年到2035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0年翻一番;第二阶段从2036年到2050年，继续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35年翻一番。这一战略目标如果能够如预期实现，则基本意味着，中国将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初步迈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之所以确定每十五年一倍增，而非每十年一倍增，主要是考虑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别是以今年的疫情为分水岭和分界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大概率将由过去的中高速(6-7%)向中低速(4-5%)减速换挡，长期保持较高速度的收入增长并不现实，十年倍增需要年均增速超过7.2%，如果每十五年实现一倍增长，大概需要每年增长5%，这通过努力还是有可能实现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财政手段是稳消费的政策首选。今年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启动了兜底式的应灾模式。除了大量释放流动性以稳定金融市场外，在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5600亿美元是直接补贴给家庭与个人的现金，占美国GDP的2.9%。合计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可获得2400美元，每个孩子还可额外获得500美元。4月中旬，日本决定向每位国民发放10万日元;6月中旬，香港也开始给18岁以上居民每人派发1万元。可以说，直接补贴居民的做法在欧美国家已经非常普遍了，政策应对集中在救济方面，把钱直接发到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账户上，非常精准和及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疫情对民生的冲击，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我国目前应对疫情冲击主要还是依靠传统手段，例如银行增加信贷、实行延期还本付息，财政刺激搞基建投资，通过产业链一环一环地传递到中小企业和个人手里，比较间接，链条比较长。另外相对于投资，对提振消费还是重视不够，尽管有所谓新基建，但从整体上来看，"两新一重"基本上还是走扩大投资的老路。要知道，近些年我国的投资回报率一直在下降，资本产出率的增速也在下降，由此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也在逐渐下降，基础设施投资，无论新旧，都会过剩、都会浪费，都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特别是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更是如此。

我们对小微企业和居民的救助和支持政策尽管也比较及时，但是还远远不够。且不说是否具备像欧美那样直接补贴的财政条件，我们实际上是没有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影响较大群体的能力，更不用说迅速发放了。精准识别能力、直接触达能力是未来政府需要重视解决的一个短板。无论是直接救助还是发放消费券，这是一个前提和基础。例如对于6亿低收入群体，我们能够在一星期之内把钱发到他们手中吗?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大概率已经进入了某种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明显下降。作为总量工具，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意义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在救助企业和居民方面，作用十分有限。央行之所以不顾政策效果欠佳，还要一次又一次地下场创设了像定向降准等等一系列的结构性工具和政策，主要原因还是本该承担结构性政策职能的财政部门，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去搞结构性政策，反而提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疯狂而又危险的想法。其实经典理论早就告诉我们：在经济下行期和巨大的外部冲击下，只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才可以起到较为直接的政策效果。

总之，今年加杠杆的主体应当将以中央政府为主，以替代已很难再加杠杆的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就两大政策而言，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灾后经济重启，都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未来对市场主体的纾困，还是要靠财政发力。我们现在有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希望能用好这笔钱，把其中一部分用在为企业纾困、为低收入群体纾困上。

对于企业，应着重以直接补贴或低息贷款等方式，把钱从政府部门向企业转移。除了落实好前期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福利政策，如减免税费、贴息贷款、缓交或者少交五险一金等，还可考虑以下五条措施：一是给予直接的现金补贴和救助，以助其给员工发放工资，避免出现大规模裁员;二是救助措施前置，主动为小微企业免租金、免利息、免水电、免社保缴费、退回去年的所得税;三是给小微企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贷款主要用于覆盖小微企业的一些基本费用，包括工资、流动资金、五险一金、房贷和其他贷款利息、租金和水电费，以拯救处于悬崖边缘的小微企业;四是加大发放中小企业产品专项消费券，以支持企业渡过难关;五是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各级政府部门在公共消费的采购过程向小微企业倾斜。

对于居民，可考虑以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共同发力，纾困疫情受损民众和低收入群体。建议以特别国债的发行为契机，尽快尝试发放普惠性质的现金补贴，大幅增加发放消费券的城市、规模和力度，拓宽消费券的使用范围，从餐饮、零售、旅游、酒店、文化娱乐逐步扩展到教育培训、家电、汽车、装修装饰等，有效发挥其在关键时期经济停摆的重启键和保障社会公平的稳定器的双重作用。

(本文作者：王军 中宏观察家、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