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大师 | （上篇）张杰：更新时代要重新认识城市的需求

编者按：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开发建设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外延扩张向集约型内涵提升转变。“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预示着中国城乡发展的新阶段到来。城市更新不同于房地产开发也不是旧城改造，需要解决城市发展中包括产业、文化、环境、设施、居住等在内的众多问题，是一门复杂的系统性学科，需要社会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商共讨。

近日，CBC城市更新研究院院长柳青对历史城市保护专家、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杰老师进行了专访，针对城市更新政策的国际经验、街区更新的空间设计、历史城市的文化传承、历史街区的文旅开发、超级街区营造等多个热点话题进行了探讨。

张杰

北京建筑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院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教授、博导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

英国约克大学建筑学博士

柳青

CBC城市更新研究院

院长

访谈实录(上篇)

Q

十四五规划中，国家提出城市更新行动，这里的城市更新行动不等同于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一个国家战略、倒逼传统建设方式转型的手段。您如何看待这一举措?

张杰：其实把城市更新作为一个政策推出并非没有先例，西方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举措。我们中文的“更新”，和英文中的很多词都有联系，比如renewal、regeneration等。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Urban Reconstruction，相当于同时期美国提出的Urban Renewal的政策。当时很多城市饱受社会冲突、环境混乱、失业等问题的困扰，政府希望既有城市能有一个新的面貌、新的机制。但是我想当前我们国家的城市更新行动政策背后所隐含的意思恰恰和英国20世纪50年代Urban Reconstruction所对应的一些物理手段是不一样的。英国80年代以后推行Urban Regeneration是由于二战后工业革命推动的城市化或工业化扩展到一定程度，各地陆续出现了郊区城市化的现象，引起内城衰退。既有的老城市或者旧城面临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综合问题，需要进行更新和再生。这和我国发起城市更新行动的背景是相似的。

英国城市更新 © 维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这个世纪前十年，我国的老城被更新改造的尺度是相当大的，速度是相当相快的。同时，很多城市都以摊大饼的模式迅速向四周扩展。很多老城在80年代人口规模只有一二百万，现在都达到800万甚至1000万。随着国家对于土地开发的限制，近几年推行划定城镇开发边界，城市扩张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主要问题。怎么为庞大规模的城市人口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空间是我们现在城市更新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

再谈谈我们现在面临国际的形势。现在全球化进入另一个阶段，国家强调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最重要的是国家内部的循环，内部靠什么来循环呢?是靠占更多的地，占更多的农田来扩张呢?让更多的金融资源进入到房地产业，进入到酒业?显然不是。我们希望这些钱，不管是股民的钱还是国家引导的钱，能够进入到更有竞争力的行业。这就要创新。创新是存量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这个更新或者创新又跟英国、美国等国家80年代初在后工业化时代试图重新占领领先的全球领导地位是相关的。如今，中国也处于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在有些地方还是薄弱的，国家正是要面对这些薄弱的地方。一个是补缺或者叫卡脖子的问题，还有就是巩固、升级我们已有的产业，比如制造业的全链条转变。低效益的、高社会和环境成本的产业都被迁到了越南和印度，我们不在这个领域上投入了，国家不愿意干这个事情了。

我认为城市更新的内涵变成一个国家的政策导向，非常接近英国90年代以后出台的一系列的关于regeneration 的政策。比如英国出台过一个叫urban program的政策。有各种名目的project，每个project 都是带钱的。这点很关键。我们国家的我也了解，比如说各个部门有低息贷款。这确实不错，但是我们国家没有把钱直接给你。国外的资金模式就像是“钓鱼”，什么叫“钓鱼”呢?国家出一你能出几?你能出到5、6?评估在这样的一个机制下做的成功与否，就是评估国家如果借你一块钱，你能不能撬动市场的10块钱。这就是多元。所以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都推行这种partnership。我们今天讲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不是新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提倡得最热烈。直到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多元参与的改造机制或者说城市更新的机制还在英国持续。

用国家资金来撬动市场资金 ©Forex Category

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就达到了一人一个房间的水平。今天我国的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40平方米，使用面积大约是25平方米。在我们国家，这相当于一个人接近两个房间。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均居住的水平，已经比英国在70年代末的水平要高了。我们建造的住房面积已经够多了，所以今天房地产面临着困境。住宅还需要一人10套房子吗?一个家庭过日子也不能说我买十个大立柜，然后不吃饭了嘛。所以固定资产的投入和日常的生活还是要分配好。养老要花钱，孩子上学要花钱，我们生活的提高也要花钱，没有必要把钱都砸在不能动的房地产上。

另外，在过去30多年，受经济发展驱动的影响，房地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因为它的产业链条很长。国民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度非常高。现在我们国家的办公楼和商业地产都出现了较高的空置率。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办公楼的人气很冷清，出租率低。大的mall，商业步行街也有很多闲置的空间，到了一个需要消化的阶段。所以国家才倡导把一些办公楼等非住宅建筑改成住宅。国家已经看到了非居住空间的剩余，而且意识到住宅问题的解决不能像以前一样完全像以前依赖于房地产。我们已经盖了这么多房子了，稍微改改就可以用了。英国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伦敦泰晤士河沿岸，70年代建了很多办公楼的，到了90年代很多都是空置的。历史的轮回和重复总是惊人的相似。

武汉空置的优质写字楼 © 第一房源网

习近平总书记讲人民城市，城市中的居民由不同收入的群体组成。城市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谈更新首先要更新对城市的认识。你认为城市到底缺什么?当然这个缺的东西，未必完全和市场挂钩。因为缺的东西可能是民生方面的。我生活不方便，市场可能觉得在近期无盈利的空间，不会提供。所以，解决民生问题是政府需要做的。这需要重新认识我们城市的需求。

Q

城市更新很复杂，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往往在这样一个转型期，世界各国也经历过很多类似的问题。想请您结合国内外案例、城市更新的前沿理念，分析一下中国城市更新行动可借鉴的国际经验。

张杰：英国做城市更新的案例是最多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中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房地产驱动的、文化驱动的、社区驱动的。从二战之后的Urban Reconstruction，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Urban Redevelopment，再到80年代的Urban Regeneration。

英国发展了几十年的城市更新政策，可以总结成四个方面。

一是城市建成环境的更新，对英国人来讲，更多的是inner-city内城的建成环境。城市住着舒不舒服?是不是宜人?这个牵扯到城市规划学、建筑学、景观学等很多方面。要建造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是柯布西耶的城市?还是强调街道公共空间的城市?还是强调以TOD带动的可步行的城市?

TOD模式的城市街区 © 腾讯

二是城市的社会问题。二战之后，英国的老牌工业城市积聚了大量的贫民窟，贫民窟就面临着基本的居住环境和社会问题。虽然陆续更新了很多，但是贫困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在二战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导致老城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到了70年代末的时候，很多老旧工业区工人失业，加上60年代引进了很多有色种族、低收入的移民做服务业，后来经济稍微不好的时候，就引起了城市的骚乱、不安全。这是西方城市更新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动力。

三是城市的经济发展问题、失业的问题。由于西方国家存在着大量失业的年轻人，解决失业问题和他们的住房问题也是城市更新的一个目标。美国发展金融业，英国倡导高科技、创意产业，这些创新带动了国家的战略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都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格局下，国家的地位是由城市担当的。城市是不是具有创新性和对地区的驱动力就变得非常重要。在上世纪80年代，纽约、东京、伦敦等都成长为了地区性的金融中心。他们作为全球城市把握着标准的制定，比如说法律标准、很多产品的标准等。金融塑造着资源市场和消费市场，推动着城市崛起和走向繁荣。纽约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第五大道的两边都是脏兮兮的。今天第五大道两边的繁华区越来越深，包括布鲁克林这种过去有点恐怖的地方，现在都变得非常发达。伦敦也是一样。在伦敦的老区，过去娱乐、文化、新闻出版等三教九流的产业都有，环境也不是那么好。街道一层常常是关闭的，二层更没有经济活动。而现在，整个区域几乎看不到冷的角落，二层都能看到花儿摆出来。这就是伦敦老城的崛起，是通过更新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范例。

伦敦的城市更新 © Foxtons

四是城市治理，city governance。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城市治理，我们讲京津冀协调发展、雄安的布局，实际上首先是国家层面对城市要求治理的问题。城市更新，如何治理城市，当然不是简简单单的工程问题，一个项目的金融操作问题，不是仅仅给哪一片小区装几个电梯。更新时代面临的是全方位重组。什么叫全方位重组?在过去经济发展的模式中，有一些阶层获得感好一些，有一些获得感差一些。现在提到这个共同富裕的期望，显然是要弥补以前的问题。我认为共同富裕是城市治理最高的道路，离开这个城市不可能稳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就是过去讲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对立的问题。当然我们在脱贫方面已经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达到了新的水平。以后城市化还会发展到70%，所以城市内部的共同富裕对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四个方面，是英国城市更新中我非常认可的四个部分。当然我们国家可以根据国情来制定自己的政策，毕竟我们的发展阶段跟西方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完全一样。

Q

在城市更新的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时规划师很难考虑到方方面面的细节。比如会出现景观设计得很精美，但是却不符合居民使用需求的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杰：这就是专业的切割。本来事物是完整的。因为我们人要干这事儿方便，就把它大卸八块了。景观和街不是分离的。景观做得不协调，这个街就没了。有的景观拍两张照片做一个摆设挺好，但它不属于那个地方。一条街的形成可能要一两百年，它能形成有它的道理。这个街没被你动过手，我们去看的那个感受，和被你动过手后那个感受，这两种美感绝对不是一个层次的。

过度设计，现在是我们整个大行业的一个通病，糟践很多钱。这是非常深层次的问题，大家不能用平常心认识生活，非要附加很多东西上去，就把一个真东西做假了。我是觉得管住自己的手，不要过度设计，不要为了迎合某一个奖，去做某一个形，把真实的生活给出卖了。这一点我感触特别深。我追求的是这个社会综合的反馈。如果大家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自己去到那里也感觉比较快乐，这就是对我最高的奖励。我不会迎合某种奖，某种讲故事或者某种照片的效果，把一个城市环境按照某一个角度去做。这是我做设计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原则。因为我自己对这个东西好与坏的主观判断，基本上就是我在街上走的过程中，在多重感受的过程中，有一种潜在的放松，有一种愉悦，有一种信息在里面。有时候我也会做一点冲击性的设计，但是我会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做冲击性的东西?之前那个东西不够冲击吗?或者我做完市场对这个是什么反应?

老门东的街道 © 摄乐影趣

张杰：我对于建筑和城市是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理解的，当然专业会给我们更深的一些东西，比如美学的东西。我在英国约克上学的时候，看到道路的路牙线一定要弄成几何的重复拐角。那是现代主义的设计，还很时髦。但是后来，约克的城市管理者再也不批这种设计了，因为城市过去没有这个，这种语言不是这个城市的语言。城市是为了塑造空间来盖房子的，不是为了塑造大师雕塑的。

怎么从控制正空间建筑体到控制负空间，这是更新时代城市设计的灵魂。这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图底关系是我做城市设计、建筑设计的第一板斧。现在很多建筑师只做建筑，对建筑外面的空间一概不知，这就是我们城市出现这么多没有意义的空间的根本原因。做三坊七巷和陶溪川工厂的时候，我就看图底关系，考虑哪个地方应该做什么，用多大的空间?我非常系统地研究过西方的广场和中国的开放空间，街道的尺度，包括颐和园、圆明园。比如什么样的水体，多大面积，我看到对面的人是遥远的感觉、缥缈的感觉还是可以交流的感觉?这对我现在设计城市空间非常重要。包括大明湖东扩的时候，做出人多时候不嫌挤，人少都不嫌多的效果。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是人本能的锁定的东西，因为他跟人的听和看的感觉有关。这些东西都对城市设计非常重要。如果脱离了这一点，就背离了城市最本质的东西。

陶溪川文化创意园区 © 张杰

塑造完图底关系之后，然后再考虑怎么塑造跟空间相关的界面，让这个界面对人是友好的。如果弄一个广场，四面都是冷冰冰的界面，也不能进，也不能出，只能站在远处看着。它怎么可能促进人的活动?我认为在城市设计中，促进人的交互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小结：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英国，当前我国城市面临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综合问题。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和房地产开发过量，通过更新来为广大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空间成为当前的重要工作。更新的起点是更新对城市的认识，对居民需求的认识。只有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中心，才能规划设计、更新出真正宜人的城市空间。规划师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注重城市居民的需求和感受，创造出促进人与人交互的温暖的城市。盲目的过度设计是对真实生活的背叛。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