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中韩抗战记忆的足迹 ——专访韩国在华抗日历史纪念事业会会长洪性琳

1910年，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开启了对这片土地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亡国之耻下，韩国人民的抗日独立抗争从未停歇。1919年，争取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失败后，大批怀着“祖国光复”理想的爱国志士跨越国境流亡至中国，继续开展独立运动。他们辗转于上海、重庆、北京、哈尔滨等地，成立抗日团体，组建军队，与中国军民并肩投身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场。这段跨越国界的抗争史，不仅为韩国独立奠定了基石，更让两国人民在并肩作战中结下了深厚情谊。这份情谊历经岁月沉淀，至今仍在中韩友好交往的脉络中清晰可辨，成为两国关系中珍贵的历史注脚。

如今，在中国仍活跃着许多致力于挖掘韩国独立运动历史的专家学者和有关团体。其中，洪性琳和她创立的“在华抗日历史纪念事业会”是颇具代表性的韩国民间力量。

2024年5月17日，在天津举行的“寻找独立运动家之天津足迹”特别讲座活动中，洪性琳以《天津与韩国独立运动》为主题进行演讲。

在中国寻找中韩共同抗战的记忆

在接受《中国（韩文）》采访时，洪性琳刚结束哈尔滨的调研行程返回北京。如今，探访散落在中国各地的韩国独立运动遗址，已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并非历史研究科班出身的洪性琳，走上这条道路始于一次偶然。2018年，一位在中国从事旅游业的韩国友人提议在“三一运动”纪念日组织在京韩国侨民，探访北京的独立运动史迹。彼时，洪性琳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尚停留在书本层面：“我知道很多韩国独立运动先烈在中国活动，但这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认知。”

然而，当实地探访那天，她站在那些曾承载着独立运动先烈活动与生活的北京老胡同、旧时建筑前时，内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些我常和朋友们逛的巷子，竟藏着韩国先烈的足迹！”那一刻，抽象的历史知识化作眼前触手可及的场景。已在华生活二十余年的她，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这段关乎民族命运的抗争史就近在咫尺，而自己此前竟浑然不觉。

“我怎么连应该了解、必须铭记的事情都忽略了？”这个深刻的自我追问，成为她系统性学习和研究这段扎根于中国土地的抗争史的开端。

北京曾是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舞台，留存着诸多历史见证。图为2022年1月6日，即韩国著名诗人、独立运动家李陆史殉国日，洪性琳与事业会成员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的李陆史殉难处（原日本宪兵队旧址）肃立，举行祭拜仪式，向这位为国捐躯的义士表达深切缅怀与崇高敬意。

“最初并没有宏大的目标，”洪性琳回忆道，“就是单纯想把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弄清楚。”后来，她萌生了寻找同伴的想法。“独自学习偶尔会感到乏味，那就找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学吧。”出于对持续学习和实地探访活动规范性的考虑，“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名号来组织活动”。于是，“在华抗日历史纪念事业会”（以下简称“事业会”）应运而生。

成立后近一年时间里，事业会成员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洪性琳带领着对历史满怀热忱的在华韩侨，利用周末时间，依据史料钻研和梳理出的线索，穿梭于北京城中，逐一探访那些被他们反复研究的独立运动历史遗迹。

孜孜不倦的北京城内探寻，很快将事业会的视野引向了更广阔的中国大地。研究越深入，那些独立运动先驱们活跃过的区域便越发清晰地呈现在眼前。“独立运动先驱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这是我此前未曾了解的历史。”洪性琳坦言。

随着研究的深入，事业会每年都组建考察队奔赴中国各地实地调研。通过文献研究与现场考察相结合的方式，他们不断印证、厘清史实。洪性琳介绍，凭借年复一年的坚持，事业会走遍中国各地，始终致力于追寻散落在中华大地上那段共同抗争的记忆。

2018年8月，洪性琳带领团队来到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探访朝鲜义勇队旧址，与年近九旬的王巧枝奶奶（前排中）进行了促膝长谈并留下了这张合影。作为曾为朝鲜义勇队战士提供住所的历史亲历者，老人向探访团回忆起抗战时期与义勇军相处的往事：因语言不通，义勇队战士们常靠肢体语言与村民交流，农忙时会抢着帮忙干农活。

我们都是历史的继承人

回顾追寻独立运动先烈的历程，在太行山区蓬勃展开的中韩共同抗战历史让洪性琳感触最深。

1938年，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韩国独立运动家金元凤在武汉成立朝鲜义勇队并积极投入对日作战中。洪性琳特别强调这段历史的非凡意义：“当时中国自身也处于危难之中，却仍毫无保留地提供了支持，这种支持远不止于资金援助，没有大规模人力的投入和整个社会氛围的支撑，实际上是极其艰难的。尤其是协助他国在本国境内组建军队这一举动，若没有‘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作为基础，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后来，这支特殊部队在太行山区与八路军展开深度军事协同，直接投入包括1941年“反扫荡战役”在内的惨烈战斗。在斗争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朝鲜义勇队将领陈光华和石鼎等牺牲在前线，后被安葬于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石门村，诠释了真正的跨国生死同盟。

2023年5月2日至4日，洪性琳与事业会成员赴上海，探访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并在宋庆龄陵园万国公墓内的外籍人墓园，向安葬于此的韩国独立运动烈士致敬。

位于太行山麓的涉县留存有多处朝鲜义勇队抗日遗迹，当地政府也高度重视相关历史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不仅妥善维护抗日殉国烈士公墓，还修建了纪念朝鲜义勇队抗战事迹的专题展馆。这些年，洪性琳会定期组织团队前往当地开展探访和调研。

“只看书和资料是一回事，亲自到历史现场去，感受完全不同！”她解释道，“实地走访不仅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到韩中合作的深远影响和意义，更重要的是能与中国当地民众直接交流，交换彼此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与感受。”洪性琳进一步表示：“我们没有直接经历过那段历史，但我们都是历史的继承人——倾听中国人从父辈祖辈那里口耳相传下来的故事，再结合我们各自学习的史料背景，在历史现场这样的环境中碰撞，这些感受会变得异常真实而温暖。即便我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仅仅因为共同拥有这样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彼此相遇、交谈时，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亲切感，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心意相通的联结。”

正如洪性琳所言，这种基于共同历史记忆而产生的纽带，恰恰是在实地探寻中最能深刻体会到的珍贵价值。

这些年来，洪性琳与事业会成员深入中国各地，系统探访韩国独立运动相关遗址。图为2023年10月，洪性琳和事业会成员探访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桐峪镇上武村。1940年7月至1942年2月，朝鲜义勇队在此地联合当地武装多次与日军作战，部分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过去能否帮助现在？”

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韩国独立运动史，是中韩两国并肩抵御日本侵略的重要见证。这段历史深刻体现了两国人民“共克时艰、守望相助”的传统友谊，也为当今中韩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历史镜鉴。

“过去能否帮助现在？”是韩国作家韩江提出的颇具哲学意味的时代之问，并在其荣膺诺贝尔奖后掀起广泛讨论。采访尾声，洪性琳分享了她对于“韩江之问”的思考：“没有过去发生的种种，我们便不会有现在的存在。只有真正了解过去，清晰认知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我们才能过好当下；只有在当下不犯错误、好好生活，才能为迈向更美好的未来踏出坚实的一步。”

图为2022年7月9日，洪性琳带领探访团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设有“支持朝鲜半岛独立运动”展览专栏，展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移活动、爱国志士尹奉吉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韩国光复军的成立与训练等相关情况。

在她看来，重审近代韩中共同抗战史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殖民时代的炮火威胁虽已远去，但新的危机——无论是经济战争还是其他形态的冲击仍可能卷土重来。

“其实我们当前就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洪性琳指出：“但我们东亚国家终究是彼此接壤、命运交织的邻邦。我们需要从近代独立运动史中，更准确地了解韩中共同抗战的历史，思考当类似问题再次出现时，如何重新建立这种合作——或许这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尽管未来难以预测。”她充满信心地补充道，“但历史已经证明，当共同强敌出现时，我们曾以命运共同体的形式结成联盟。我相信未来同样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届时，我们便可从中汲取智慧，学习如何更有效地应对共同的问题。”

让洪性琳欣慰的是，越来越多年轻力量参与到历史传承中来。图为2023年12月15日，洪性琳带领青岛的韩侨学生们探访当地韩国抗日独立运动遗址，触摸历史脉络，深化身份认同与文化记忆。

值得欣慰的是，普通民众参与历史认知的通道正在拓宽。“过去，这段历史几乎只是学者研究的专属领域，普通民众了解甚少，”洪性琳观察到，“而现在，探访历史遗址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了。”她借此发出呼吁：“当前中国对韩国实施免签政策，正是难得契机。当韩国游客来中国旅行时，除了游览景点，不妨也探寻那些承载着共同抗战记忆的土地。”她相信，当脚步踏上浸透先辈热血的遗址，那段超越国界的患难情谊将在当代人心中重新苏醒。

文/王云月

图/洪性琳提供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