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报道》记者 李士萌 实习生 陈妍彤
近年来,中年甚至是青年高校教师病逝、猝死的新闻不时传来。以2025年刚过去的4个月为例,1月3日,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崇俊因突发疾病去世,年仅42岁;2月22日,辽宁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祝志川因突发疾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44岁;3月9日,48岁的浙江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永锋在会议现场突发脑溢血离世;4月9日,曾入选“2023年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的宁夏大学41岁教授李海波因突发疾病去世……
频发的高校中青年教授病逝、猝死事件,让人感慨生命无常之际,也让大学教师的职业压力问题浮出水面。凌晨两点的实验室灯光、周末无休的备课、体检报告上密密麻麻的异常指标……看似光鲜亮丽的职业背后,藏着高校教师数不尽的辛酸。
压力从何而来?
近年来,许多“双一流”建设高校普遍实行“预聘—长聘制” (Tenure-track),博士研究生毕业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青年教师,大多要过“非升即走”这一关,在3—6年的考核期内,完成相应的科研任务(论文、项目、教学等),达到要求的教师可以在聘期结束时获得长期聘用或转为事业编制,未达到要求者将不再续聘或转岗至非教研岗位。
“非升即走”的具体要求大多不公开,综合网络信息,北京和上海“双一流”建设高校社科人文专业的考核标准多以论文、项目为核心。现就职于西部某省份一“双一流”建设高校人文社科专业的讲师盛佩(化名)告诉记者,2022年他求职于天津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时,该校的要求是3年内申请到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简称“国社科”),在本专业顶级期刊上发表1—2篇论文,此外还要有一项教学类奖项。
“单是3年内申请到一项国社科就很不合理,国社科申请竞争激烈,而且很看运气,有人可能一年就申请到了,有人可能10年都申请不到。”盛佩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权衡利弊后,我还是选择了目前的学校,这里没有‘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可以直接正式入职讲师。”
2024年8月,《中国科学基金》刊文指出,近年来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率(资助项目占接受申请项目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由2013年的25%下降至2022年的17%,部分学科方向甚至下降至10%,申请难度越来越大。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杨希在对理工科专业教师的调查访谈中也发现,部分教师认为申请国家级科研项目存在压力,尤其对于那些海外留学归来的青年教师,他们在国内申请项目还需要一定时间去适应,但是“非升即走”考核期又恰巧是他们“成家立业”的关键期,工作与生活双重压力叠加在一起。
2024年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宋凯自杀的消息,使得“预聘—长聘制”下青年教师的巨大压力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宋凯曾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博士、博士后,2019年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到南京林业大学。2024年,宋凯未能通过学校的首聘期考核,按照《南京林业大学引进F类以上人才协议书》,需要他退还以“借款”形式发出的部分安家费,也就是说被引进的青年学者在进入南京林业大学时就背上了“对赌协议”。
“我们学校比很多‘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要求还高。”就职于一线城市某高校的符林(化名)告诉记者,她所在学校除论文要求外,青年学者3年内需申请到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简称“国自然”)青年基金才可以转预聘副教授,6年内申请到国自然的面上项目才可以转长聘副教授。(注:国自然面上项目是国自然体系中覆盖面最广、资助力度最大的项目类别。)
国自然青年基金要求男性在35周岁、女性在40周岁以下申请。符林坦言,很多人毕业就30多岁了,也就只有两三次的申请机会,需要抓紧时间,还要拼精力和社交。对于女性来说更不容易,如果在拿青年基金之前生娃,影响非常大,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如果青年基金没拿到,那基本和面上基金也无缘了,因为你的简历会特别单薄。面上基金的申请更激烈,不限年龄,近些年很多学术大牛卷不动重点项目,也来卷面上基金。”符林说,“简直是步步紧逼,35岁对很多职业来说都是一道坎,对学术界来说也是。”
在愈加严苛的考核背后,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连年扩招、回国人才逐年攀升,高校求职市场的天平正倾向供过于求。从2022年开始,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首次突破13万人次,预计2025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数量将突破20万人。智联招聘《2024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24年海归国内求职人数较2023 年增长7%,是2018年的1.44倍。
躺不平的不仅是青年教师,还有高校教师队伍中的中生代。之前“非升即走”主要针对刚入校的青年教师,例如助理教授或讲师,一般升为副教授后,就可享受长期聘用待遇。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双一流”建设高校将“非升即走”范围扩大至副教授,不少教师直言“副教授也不能躺平了”。
而对那些拿下“教授”职称的教师,很多高校为调动其积极性,陆续开始实行年薪制。记者了解到,一些学校会开展定期考核,符合条件的人自愿申报,根据申请项目、发表论文数量与质量等科研业绩对其进行分级和评审,不同级别的年薪差异较大。薪酬体系改革使得旧体制下的高校教师,也开始加入科研GDP竞赛。
2021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鲍威针对教师学术职业负荷和健康状况的调研结果显示,随着年龄递增,中生代教师和资深教师的生理疾病异常检出率明显上升。例如,青年教师群体高血压的疾病检出率为9.19%,而中生代教师的检出率达到13%。
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之下的缩影
早在2003年,在张维迎等人的推动下,北京大学曾推出改革,将“非升即走”制度引入高校教师人才管理,那时候大部分高校的教师入职便是“终身教职”,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职称评审为主要晋升路径,砸掉“铁饭碗”的激进措施引起校内强烈反对,最终未能推行。
2017年,教育部联合相关部委印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要求改革高校编制及岗位管理制度。杨希指出,在此背景下,大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都开始积极引入西方的长聘体系,尝试改革过去事业单位编制下较为固化的人事管理制度。
该制度设计的初衷是打破传统终身教职的“铁饭碗”模式,通过竞争性选拔激发教师的创新力与学术潜力,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动态优化机制,提高科研产出。西南财经大学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所副教授王思懿对此指出,在“双一流”建设与学科评估的指挥棒下,教育经费的增加必然伴随后续问责的加强,各个学校都在比拼强势学科、追求世界排名的提升,压力传导至研究人员层面,就是量化指标的比拼。
“这是全世界范围内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之下的缩影。”杨希告诉记者,新公共管理改革的特征之一,就是赋予公共机构更多自主权的同时,也在公共管理当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绩效评估等理念。
20多年过去,曾经遭到强烈反对的“新制度”,已在潜移默化中取代“旧制度”,推行至学术界。国际发表、非升即走、预聘—长聘制、海外评审、年薪制……已经是不少高校进行人事管理和职称晋升的日常用语。
考核评价机制的“破”与“立”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4)》显示,近10年,我国作者发表SCI论文数经历了连续增长的发展过程。从Q1区(学术影响力和论文质量排在前列)的占比看,中国SCI期刊Q1区论文数量上升趋势明显,2014年Q1区论文占比为6.28%,2023年这一比例增长至65.70%。
然而,这种强调审计、效能的管理方式,近些年在学术界也饱受诟病。
“短期来看,论文数量和相关指标有所增加,但长期来看,可能有极大的风险。”王思懿认为,量化指标驱动的“科研GDP主义”使得教师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为规避风险,教师倾向于做那些投入产出比高、周期短、成果可视化的“主流”研究,不太倾向于做那些周期长、风险大的原创性和跨学科研究。
“一些时兴的,如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选题,更容易被期刊选中,这种取向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年轻研究者的选题方向。”盛佩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专业在论文发表时也存在一些默认的“潜规则”。
高压之下,不仅容易助推学术界的功利化倾向,还容易导致学术不端行为。今年4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通报了2025年第一批次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其中的不端行为包括违规打探评审信息、买卖论文、委托他人投稿、擅自标注他人科学基金项目、抄袭等问题。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林小英等人的调研发现,在新的考核制度下,人文社科领域教师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变,由于学科属性不同,纯软科学的教师在探索一片未知地时,对耗时和成果的预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新的管理体制则让他们不得不加快文章发表速度,将大量时间投入写作、润色而非阅读中,为适应国际论文发表的标准去迎合西方的研究取向,并增加学术社交的时间。
王思懿也表达了她的担心,“行政主导,科研至上”的考核让年轻教师在教学投入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科研GDP主义”盛行,可能会推动高校教师只关注科研而不关注教学,忽略人才培养,那么我们的科研后备军、拔尖创新人才从哪里来?
王思懿认为,学术不是流水线,高校制度考核应适当兼顾竞争性和稳定性,不要过度强调竞争和优绩主义锦标赛等。
在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下,不少国内高校也开始积极探索改革之路。2025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提议破除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评价标准(“破五唯”),建立多元、分类评价体系,减轻青年学者的负担,重视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服务。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近期表示,将对“准聘—长聘制”进行一场“大手术”式的彻底改革,包括不限定留下的人数,改为“先留后升”,准聘和长聘之间间隔6年。此外,按教研、研究和教学三个系列,实施教师分类管理。
我国的预聘—长聘制和西方国家存在明显的制度土壤的不同。“改革我国高校的教师聘任方式,或许需要从基层加强学术自治,完善同行评议,尊重学术发展规律和学者的基本权利做起。”杨希提出了这样的设想与展望。
杨希的设想与展望能否实现,答案或许藏在每一个“破”与“立”的抉择中。
(《中国报道》2025年5月刊)
责任编辑:柴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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