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二战战火的世界语情书——但它们不只是情书

几年前，两位荷兰女士拜访了世界语者Marc van Oostendorp，并给他带来了一叠用世界语写的情书请他翻译。她们的父亲、荷兰人Eduard Bakker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收到一位意大利女性朋友的信，信的内容向我们展现，这位父亲曾经有过一段难忘的爱情，但是这段爱情被法西斯打断了。信件翻译完毕，Marc van Oostendorp将他的经历写了出来。

Marc van Oostendorp，荷兰语言学家、世界语者，1967年12月15日生于鹿特丹。自2022年起担任世界语学院院士（任期至2028年）。他于1982年开始学习世界语。在莱顿大学获得荷兰文学和语言学学士学位，在蒂尔堡大学获得计算机和普通语言学硕士学位及语言学博士学位，均以优异成绩毕业。1995年，他创立了荷兰免费古典文学电子图书馆“劳伦斯·扬松·科斯特”项目（Projekto Laurens Janszoon Coster）。得益于国际世界语协会的资助，他被特聘为阿姆斯特丹大学跨语言学和世界语副教授（1997-2001年），自1999年起担任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学院梅尔滕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担任该研究所语言学系主任等职务。他还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在埃塞克斯大学、多伦多大学、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特罗姆瑟大学、特隆赫姆大学、维罗纳大学、巴塞罗那大学和图宾根大学授课。自2007年起，他在莱顿大学从事语音微变体研究。2022年，他当选为荷兰世界语协会（Esperanto Nederland）主席。作为一名语言学学者，他还领导了世界语欧框考试KER考试工作组，负责制定C2级别的考试材料（文本、视频、电台采访等）。

Ada Magnina写给Eduard Bakker的信

“你的信像阳光一样照耀我的生命。”1934年1月，年轻的意大利姑娘Ada Magnina写信给几个月前在意大利热那亚世界语俱乐部认识的荷兰海员Eduard Bakker。信件字迹优雅，宛如书法，写在几年前我从Eduard两个女儿那里收到的近百封信的第一封信第一页上，格外醒目。他去世后，女儿们在一个盒子里发现了这些信件，并请我翻译，因为我是他们认识的唯一一个能读懂世界语的人。作为感谢，我获得允许持有这些信件。

Eduard与Ada恋爱，但在之后娶了另一位女性，也就是女儿们的母亲，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他曾经的爱情。他的女儿们甚至几乎不知道他会说世界语。然而，他却将这些信保存了几十年。只是，我们只能看到他收到的信，却没有他寄出的信——我们只听到了Ada的声音，却没有Eduard的回复。然而，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读出整个故事：从爱情的初绽到分离的沉寂。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Eduard应当不是荷兰世界语运动的知名活跃人物。他对语言的兴趣或许主要出于个人原因，仅仅作为他学习成为船员之旅的一部分。1933年初春，他在热那亚逗留期间，参观了当地的世界语俱乐部——该俱乐部在城里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并在那里结识了Ada。

意大利语和法语教师Ada Magnina聪明、敏锐、优雅。她不仅经常前往热那亚世界语俱乐部参加活动，还为意大利语的文化杂志撰稿。她写于1934年1月的第一封信充满了热烈的爱意：“你的来信将像阳光一样照亮我的生命。我的Eduard，请相信我的爱、我的忠诚、我的期盼。”她诉说着自己的孤独，诉说着同乡之间缺乏真正的理解：“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

她描述了自己的梦境、在热那亚的漫步，以及荷兰海员Eduard离开后的失落感。她用细节赋予了信函文字鲜活的生命：“昨晚我想象你回来看我，喜欢我波浪一般卷曲的头发！”在其他信件中，她的表达更具哲理：“在你来之前，你的信已经足以让我感到快乐。此前，我从未体验过你长久的陪伴，但现在我意识到，你的信对我来说并非完全的幸福，因为真正的幸福只有和你在一起。”

Ada Magnina写给Eduard Bakker的信

Ada文笔流畅，语法错误很少。她似乎是通过书信学习语言的，但在交流之初，她的书面表达就已达到很高水平。她的语句不仅展现了她强烈的情感，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审美。每一封信都是一件艺术品——文字、笔迹，还有夹在信纸中的花朵。Ada的世界语流利、文字细腻，她的信件诉说着孤独、希望，述说着每次写信间隙发生的事情以及对爱人真正到来的渴望。它们好像至今仍在与我们读者直接对话。

然而，这些信件最引人注目的是个人生活与政治领域的交织。当时，法西斯主义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已经是意大利的国家领袖。早在1934年春天，Ada就写道：“今天，和往年一样，新兵们要去服兵役了。他们唱着欢快的歌，与家人和女友告别。”她充满敬意和感慨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祖国的希望正迈向新的生活”。

1934年5月，她对女运动员充满热情：“领袖为女子体育赛事投入了大量资金，因为他希望意大利女性坚强起来，为祖国生儿育女……在过去，女性过于卑微。” 9月，她描述了一场政府在罗马组织的大型集体婚礼：“领袖为她们提供了盛宴、舞会等等，一切都是免费的，包括旅行”。

1934年10月，她讲述了她父亲被邻居们指控反法西斯思想的经历：“如果爸爸（父亲）过去有过政治上的问题，就足以让他立即被流放，整个家族都会被毁掉。”她意识到了危险，但显然更多是出于对家庭未来的恐惧，而非从意识形态层面。从信件中可以看出，Ada似乎不仅不反对法西斯，反而越来越认同这种思想。1935年1月，她甚至提到了自己的职业计划：“我希望加入‘文化军团’……我只需要学习法西斯法条；我希望以后能宣传世界语。”在法西斯框架内传播世界语的想法，表明了一种即使在极端独裁统治下也相信民族间和谐的天真信念。

但或许最令人震惊的是她在1935年9月的信，信中她为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主义辩护：“厄立特里亚人和索马里人在意大利的统治下很满足，他们生活得很好，不像动物。”然后又说：“黑人就像动物，他们的本能是兽性的。”正是在那一刻，Ada的个人声音融入了她所处时代的声音——爱情也随之变得暗淡。

与此同时，人际冲突也在1935年浮现出来。Eduard似乎表达了对更亲密关系的渴望，但Ada不愿接受。在一封信中，她痛苦地写道：“在我看来，你觉得，不把我的身体献给你，是因为我不够爱你，因为那是对爱情的一次巨大考验。” 正是在那一刻，两个由不同的文化、社会期望，或许还有不同的梦想所塑造的人，彼此不再相通。

随后，信件越来越少，直到彻底终止。

这些信件很容易被解读为一段浪漫的轶事：一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男女，因世界语而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它们的价值更深远。它们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语文化中罕见的私人文献。我们掌握的史料大多来自官方杂志、国际大会记录或知名人士的著作。但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一位“普通”世界语者的声音——如此鲜活！

她写道，尽管收到了邀请，她仍然犹豫是否要参加在米兰举行的意大利世界语协会的大会。她将自己的世界语同胞描述为：“都是善良而值得尊敬的人。” 虽然她参与了当地的世界语活动，但她并不十分活跃。她属于那一类世界语者：朴素谦逊，同时梦想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类世界语者是世界语运动的基础，是“大多数”。

我们不知道她是否留在热那亚生活，是否结婚（尽管她在最后一封信中暗示了这一点），是否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也许有一天，她的子孙后代也会在盒子里找到某些信件。又或许，她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在战争的苦难中。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