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

在云南红河的哈尼梯田，清晨的薄雾从山谷升起，层层叠叠的田埂宛如大地的指纹。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看来，这不仅仅是先民们用双手雕刻出的山水画，更是人类生态智慧的结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倡议，并将其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2025年，中国新增3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德清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系统、福建福鼎白茶文化系统和甘肃皋兰什川古梨园系统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的最早响应者、积极参与者、坚定支持者、重要推动者、成功实践者、主要贡献者，中国不仅以25个项目位列各国之首，而且在制度建设、科学研究、保护实践等方面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

守护农业文化遗产刻不容缓 

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人类逐渐意识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所付出的代价：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系统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锐减，以及传统文化的消逝，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发展的理念。

闵庆文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传统农耕文明的智慧中寻找答案。”

中国拥有上万年的农耕文明。劳动人民创造并不断发展了包括物种资源、农业技术、民俗文化、生态理念、土地景观等在内的农业文化遗产系统，至今依然有着极其珍贵的价值。

据闵庆文介绍，在大多数农业文化遗产地所处的重要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突出。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传统农业系统体现出高度的适应性与韧性，所蕴含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对于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例如，浙江青田有1300多年历史的“稻田养鱼”模式，通过鱼与稻的互利共生，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提升了稻田生态功能；云南红河的哈尼梯田，不仅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更因其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育功能而在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大会上受到关注；开垦在水土贫瘠的太行山区的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当地活态传承和利用的农家品种非常丰富，杂粮15种68个、瓜果菜蔬28种58个、干鲜果品14种40个，以及15种可食菌类、45种可食野菜、72种野生药用植物和32种药用动物，是现代育种和粮食安全的宝贵基因库。

与此同时，农业文化遗产还是乡村文化的集中承载体。祭祀、节庆、习俗，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都蕴含着乡村治理与文化认同的智慧。浙江青田逢年过节都会舞的鱼灯舞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里的侗族大歌更是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遗产”，不仅记载了农业发展的历史，而且启示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每一个农业文化遗产地，都是重要的生物、文化和技术基因库。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实质上是在保护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闵庆文说。

从GIAHS试点到系统化保护体系 

2005年，中国第一个GIAHS项目——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获得正式授牌，标志着中国GIAHS保护工作的正式起步。

二十年以来，中国逐渐探索出一条政府主导、科技支撑、企业推动、农民主体、多方参与的保护与发展道路。除了GIAHS数量位居世界首位以外，，农业农村部先后发布了18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建立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梯次名录体系。在全球生态危机与乡村发展困境交织的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中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

中国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成立专家委员会，为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提供政策、资金和技术的全方位保障。2015年颁布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16年以来的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202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均列入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内容。

一支多学科的科研队伍已经形成，并为遗产保护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企业通过打造品牌、拓展市场，延展了农业功能，推动了农产品的价值增值和农文旅融合发展；农民通过参与保护与发展，已从农业生产者转向农业文化遗产守护者和发展者，提高了收入水平，提升了文化自信。“这种合力，使遗产保护真正从‘文件’落到‘地面’，并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闵庆文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注重跨学科合作与青年人才培养。越来越多来自农学、生态、经济、文化、旅游、管理等领域的学者和年轻人加入保护研究和实践行列，科学研究、科学普及与遗产保护深度融合。中国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占全球一半以上，为各国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中国方案”。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合作，通过南南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大会等平台，把中国的农耕智慧和遗产保护经验向世界传播。

尽管成效显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仍面临诸多挑战。在快速城镇化、气候变化与消费转型的背景下，农村人口外流、传统文化传承断层、生态环境压力加剧、市场需求多变等问题日益凸显。在开展保护传承工作时，涉及的相关部门和机构众多，不同的“归口”、不同层级的相关工作会有交叉、重合。闵庆文指出，“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复合系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参与、协同努力。”

“活态遗产”的动态保护 

农业文化遗产是农耕文明的“活化石”，融合了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重特征，兼具经济、生态、文化等多种功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不同于一般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它是一种“活态遗产”，既不能将其放置在博物馆中封闭保护，也不能任由其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逐渐消失。它的保护、传承具有其特殊性。

“要用发展的观念看待农业文化遗产。因为它是系统的、活态的、动态的，至今仍是当地居民主要的食物与生计来源。”闵庆文表示。

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具有1300多年的历史，但今天人们看到的梯田，与千年前并不相同，当地居民会根据气候、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可以说，今天的梯田是千百年来动态适应的结果，而且这种变化依然在继续。

“土地利用方式的适度改变，种养殖品种的适度调整，从一般意义上的文物保护角度讲，这可能是一种破坏，但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角度看，这恰恰是‘活态’遗产动态保护的需要。”闵庆文解释道。

因此，他提出“动态保护”的理念：在核心区保持相对传统的格局，同时允许外围区域适度调整；适当引入新品种、新技术以应对气候条件和市场变化，但保留传统品种作为基因资源；适度发展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但不能破坏基本生态系统。而且，要因地制宜，利用各地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区位特点，探索不同类型遗产、不同生态地理条件和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和可推广性，实现生态、经济、文化的协同发展。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创造了“一亩田、百斤鱼、千斤粮、万元钱”的价值实现机制，广西龙胜龙脊梯田系统探索了“一田生五金”的价值增值机制，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推出了“研学人家”……真正的保护，是让传统农业体系继续运转，并在新时代焕发活力。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生态、经济、文化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融为一体、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闵庆文强调。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本质上是对传统农耕文化认识的飞跃，未来的人类社会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农业文化遗产可以为之提供借鉴。中国经过20年的不懈探索，为世界奉献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方案”。将生态与文化优势转化为农业经济发展优势，以生态和文化产品价值转化推动产业振兴，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中国正在走出一条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