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领导人庆州会晤后，两国关系能否逆势回升？

10月31日，在韩国庆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双方重申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这是中日领导人连续第四次在APEC峰会期间会晤，也给处于关键时刻的中日关系注入了稳定预期。

 当地时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应约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01. 构建政治互信的第一步

近年来，中日领导人利用多边场合举行会晤的已成为两国关系的“新常态”，从2022年11月17日的泰国曼谷，2023年11月16日的美国旧金山，到2024年11月15日的秘鲁利马，再到今年的韩国庆州，习近平主席已经连续四年利用出席APEC会议之机会见日本首相，所不同的是日方从岸田文雄到石破茂，再到如今的高市早苗，已经换了3任首相。

相较于前几次，本次中日双边会晤受到更大关注，主要源于最近日本首相更迭给中日关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外界高度关注具有强烈保守鹰派色彩的高市早苗上台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毕竟高市迄今有过种种涉华消极言行和示强表现，加之长期对华友好的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完全有理由让外界担心高市内阁可能“搞砸”中日关系。在高市当选后，中方低调处理例行的贺电安排，似乎也透露出对高市的某种警惕态度。

从开局表现看，高市早苗上台后收敛了她的对华强硬鹰派色彩，在对华政策上展现出谨慎务实姿态。高市在首次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中国是重要邻国，必须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还表示将通过坦率的对话，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这一表现也为此次两国领导人会晤创造了条件。

 当地时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应约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在会见中，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中方对于改善发展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重点就历史和台湾问题表达关切。习主席希望日本新内阁树立正确对华认知，珍视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和各界人士为发展中日关系倾注的心血和努力。高市早苗作出积极回应，强调日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密切各层级交流，加强沟通、增进理解、促进合作，扎实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高市还表示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的立场。

总的看，此次会晤有助于中日关系在日本内阁更迭后实现平稳过渡。中方对于高市内阁听其言，还将观其行，后续会继续观察高市及其内阁高层对华政策的实际表现，尤其是在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敏感问题上能否切实信守承诺。

02. 中日关系缘何持续低迷

放眼全球，中日关系可谓是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间既有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交往和恩怨，又有复杂尖锐的现实矛盾，同时经济利益深度交融，人文交往密切。两国互为重要经贸伙伴，2024年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对象国，中国则已连续18年稳居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尽管受到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近年来中日经贸合作承压，双边贸易额仍维持着3000多亿美元的巨大规模，目前有约3万家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兴业。

邦交正常化53年来，中日关系实现长足发展，但也不时受到历史、台湾和领土三大问题的干扰，几度经历严重波折。此轮中日关系的下行周期，最早可追溯至2010年的钓鱼岛“撞船”事件和2012年的“购岛”风波，尽管此后出现过短暂的回暖，但总体上在低位徘徊，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中日交往停滞，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大国竞争和地缘对抗不断升温，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取向，中日关系经历了复交以来最长的一段低迷期。

中日关系的困境，本质上在于日本在对华认知出现了严重偏差。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曾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心理冲击。随着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叠加日元大幅贬值，中日经济总量差距不断拉大。两国国力的急速消长，导致日本国内对华心态严重失衡，竞争、防范和疑惧心理占据主导。这也表现在日本国内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各种民调中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都持续低位徘徊。

 5月15日拍摄的日本东京城市景观。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随着日本政坛右倾保守化不断发展，渲染“中国威胁”成为保守势力推动修宪强军、谋求摆脱“战后体制”的重要手段。在乌克兰危机延宕和东亚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近几届日本内阁更是通过炒作中俄朝“三面威胁”，煽动民众危机意识，为扩大防卫开支、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制造口实。在经济上，自民党内阁利用日本民众对中国经济崛起挤压日本优势产业和发展空间的担忧，以维护“经济安全”为名，积极配合美国对华“脱钩断链”的“小院高墙”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企对华合作热情。

与此同时，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大对美战略依附和军事捆绑，打着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旗号，积极配合美国遏华指向的“印太战略”，甚至充当遏华“急先锋”，“倚美制华”“助美遏华”的政策取向突出。一些日本政要利用台海局势紧张，大肆渲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成为明天的东亚”等荒谬论调，挑动民众“惧华”心理，助推强军扩武路线，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气氛。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中日间政治安全互信缺失、经贸合作动能减弱、国民感情对立的状况更加突出。

03. 中日关系如何重回正轨

回顾战后中日关系重建、改善和发展进程，高层交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引领作用。自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9年12月来华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来，中日最高层互访已经中断6年。连续三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岸田文雄和石破茂在任内均未访华，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3年里前所未有。而中国最高领导人上次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还是2008年。

中日关系要克服复杂严峻的结构性矛盾，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还需要加强高层引领和顶层设计。关键需要日本政府校正对华认知，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当务之急是要作出三方面的努力。

首先，需要以实际行动推进高层交往。日本作为今年中日韩合作轮值主席国，如能尽早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为中国领导人访日创造机会。明年中国将接棒APEC和中日韩合作的轮值主席国。届时日本首相如能访华参会，将有助于激活两国领导人互访机制，增进政治互信，改善国民感情，进而为中国领导人适时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创造良好条件氛围。

4月13日，在大阪·关西世博会（大阪世博会），参观者在中国馆内体验MR（混合现实）眼镜。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第二，需要树立理性客观的对华认知。当前日本国内右倾民粹政治抬头，对华强硬成为高市上位的某种“政治资本”。但作为首相，高市应该着眼日本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认真思考对华正确相处之道。高市所尊崇的安倍晋三在其首相任内也曾展现对华灵活务实姿态，使中日关系在2018年到2019年间迎来一段改善向好的时期。此外，日本右翼势力惯于在钓鱼岛、涉台等问题上挑衅滋事，如果高市内阁不能有效加强管束，对华政策可能被日本内政因素绑架，中日关系还可能面临下滑风险。

第三，需要妥善处理美国因素。在中美元首成功会晤的背景下，日方需认清中美关系的大势所趋，克制不切实际的“倚美制华”冲动，努力在中美之间扮演“沟通桥梁”而非“遏华桥头堡”的角色。日本能否坚持战略自主，平衡兼顾同中美两国的关系，这才是对高市外交的真正考验。

中日关系要逆势回升，需要双方作出共同努力。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所指出的，双方要把“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等政治共识落到实处，还要“着眼大局、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避免让矛盾分歧定义两国关系”。

庆州会晤只是中日关系朝着改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两国关系真正逆势回升，还有待高市内阁作出明智的选择，采取务实的行动。

作者 | 项昊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