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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如何培养出好中医?

发布时间:2025-11-08 16:52:52 来源:中国报道

文、图 /《中国报道》记者 李士萌

相传人文初祖黄帝和他的臣子岐伯都善治病,二人问答交流,被整理为《黄帝内经》。虽经后世考证,《黄帝内经》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历经多人增补创作而来,但这个传递着朴素启发式教育观的故事,至今仍被代代相传。人们愿意相信,这部流传千年仍熠熠生辉的中医圣典,其中无数耐人寻味的医道与医术,正源自那一问一答间的思想碰撞。

近年来,国内各类中医药人才创新培养计划涌现,不少中医药大学以“岐黄”命名新设的中医药人才培养实验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将2018年启动的国家中医药领军人才支持计划统称为“岐黄工程”。这背后不仅包含对传统的强调,也折射出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办中医药高等教育以来,现代院校教育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与传承中逐渐显露出“水土不服”的焦虑。

如何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培养出真正具备“中医思维”的好中医,已成为中医药高等教育亟待破解的课题。 

复兴“师承”

江西中医药大学是较早一批开始“解题”的高校。

2012年,江西中医药大学联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等单位成立“岐黄国医书院”,开启高层次中医临床人才培养的改革探索,并把“师承”教育模式作为破题点。

“师承”是中医药教育领域古已有之的传统,扁鹊生前便有众多弟子跟师学习。直至晚清,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一直延续师承或家学模式。

但这种强调个性化和内循环的教育模式,显然不适应大规模人才培养的需要。近代以来,院校教育逐渐成为主流。院校教育强调效率和理论的教学模式,虽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暴露出“理论与实践分离”“学生经过8年学习仍显临床经验不足”等问题。

“师承”传统重新被关注和呼吁。然而,传统的跟师学习如何融入现代院校教育?

在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国医书院阳明医堂,一位来自北京的荨麻疹病患经历了一次漫长的问诊。她首先要面对的是岐黄国医书院硕士研究生三年级学生的望闻问切。按照岐黄国医书院的要求,这一过程必须持续至少25分钟,学生完成“理法方药”一以贯之的临床诊治决策,拟定A病历。然后,病患和问诊的学生一起走入诊室里间,等待执医多年的带教老师的二次问诊,这里还有两位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在一旁学习。

“你把的右寸脉是错误的,她的右寸脉不浮,是寸前不足。”老师说。等老师把完脉,学生需要重新上手切脉,确定病患脉象。

“要问患者天冷喝热水是否会淌鼻涕。如果会,那么这个‘饮’就要打问号。”带教老师一边向病患补充询问关于耳屎质地、月经期间的症状(比如经行头痛否)等问题,一边向周围的学生发起“灵魂拷问”,并与学生一起对A病历逐条修改,形成B病历。

此时,在诊室隔壁的教室,还有20多位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在观看这场问诊的“直播”。一场问诊也是一堂课,其间,还会有任课教师对问诊情况给予说明。

“中医里面有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知识’,比如脉诊时形容不同的脉象时会用‘如循刀刃’‘如张弓弦’等比喻。这些知识很难定量描述,必须跟师直观感受,然后上升到理性认识。我们通过A、B病历的短评互促、观摩直播等方式,让学生领会理论知识如何运用于临床,提升学生的反思效果。”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国医书院院长石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不只是江西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学校也鼓励学生在大学四年级和大学五年级跟随名中医、国医大师出诊,跟师学习。

为何中医药人才培养特别需要“师承”?德国学者蒋熙德(Volker Scheid)在关于中医的人类学研究中发现,师承教育有其独特优势。他认为,中医的精湛技艺恰恰体现在制定方子的灵活性上,课堂上遵循《方剂学》教材的教学,很难体现这种灵活性。学生唯有跟着老师抄方,才能体悟到这种灵活。

与此同时,大批的名中医已至耄耋,这些名中医的个人经验也需要年轻一代传承下去,而这种传承需要确定的师徒关系作为支撑。“普通学生只需要在学校学习,在老师的辅导下完成论文并毕业,而徒弟获得的是老师的思想和经验。”蒋熙德认为,传统的师徒关系与现代院校中的师生关系确有很多不同。

名老中医需要传承的也不只是经验,还有精神。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国医书院硕士研究生三年级学生康照龙曾跟诊过全国名老中医姚梅龄。“当时不到10平方米的诊室里挤满了学生。”他回忆道,“姚老问诊仔细,对于细小的症状都不放过。姚老曾强调,医生永远不能为人民币服务,而是要救人。这个底线没有,不要学医。这句话每每想起来,都令我无比动容。”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师承”强调内循环,很容易让中医药走向封闭。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宋欣阳强调,中医药人才培养要“汇流合派”,学生不仅要跟师,而且要与多个老师建立师徒关系,就像岐黄国医书院,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老师抄方。中医药大学的教师要淡化门派想法,引导学生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在经典与临床之间

传承中医药精华,在业内看来,一方面是要传承名老中医的经验,另一方面要传承经典典籍。

今年已85岁高龄的国医大师伍炳彩,每日依然坚持坐诊看病。在他和学生的交流中,他反复强调,中医药传承首要的是读经典。

在大部分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相关专业本科生的课程中,《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 (分为《伤寒论》和 《金匮要略》)、《温病学》这几大经典基本是必修课程。

倘若摘抄这些经典中的文段便可发现,文字相对晦涩难读,有较高的理解门槛。历史上,仅是《伤寒论》历代的注解就有数以百计,这也从侧面看出这本书的重要性和难度。千人千面的注解、因人而异的方剂,对中医药专业的学生来说显然是一道难关。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博士研究生的李稚侨(化名)告诉记者,从大一到大三,她基本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就要起床背书,从经典原文到400多种中药材的归经、功效,都需要熟背。

“但这只是让我熟悉了中医药的语言系统,对其在临床中的作用尚不能理解,真正的‘开悟’是从临床开始的,必须落到手上才能真正理解经典中的字句。”李稚侨说,“仅仅是《黄帝内经》中的一句‘筋骨平衡’,可能就能够指导我很多年的临床。”

这也是为什么多年来中医药界都在疾呼“早临床、多临床”。但临床的学习也需要方式方法,如何帮助学生在半知半解的理论与临床之间架设桥梁?

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国医书院专门编写了可供学生临床使用的实操手册——《中医四诊技能实训》《经典症状鉴别诊断学》等教材。例如,经典或者理论教材中可能仅有“盗汗”二字,而在临床症状鉴别上,“盗汗”可分出汗时间、出汗部位、出汗颜色等多个维度,每一个鉴别点都对应不同的产生机理和诊断价值。

“中医格外讲究悟性,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国医书院在做的就是希望降低学生‘开悟’的门槛。一方面将潜知识结构化、逻辑化、明晰化,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更深层次的潜知识则通过跟师实现转化……”曾参与创立岐黄国医书院的江西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岐黄学者刘红宁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张仲景曾在《伤寒论》序言里感叹:“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意思是当时很多人只学技术、学看病,却不重视药材。

中医临床中,医与药同等重要。姚梅龄时常叮嘱学生要“留神医药”。

为促进医药融通,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国医书院每年都会组织学生上山采药,并要求学生在中药房轮转规培一个月。“‘纸上得来终觉浅。’中药材鉴定离不开实践,眼观、手触、口尝、鼻嗅,甚至借助工具才能鉴别药材质量,药材质量是关乎临床疗效的重要变量。”康照龙说。

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国医书院的毕业考核也与其强调临床的思路一脉相承。一看学生脉切得准不准,二看疗效好不好。外感发热是临床中的常见病,能否用3包中药方剂将病人的感冒治好是毕业考核中的重要一项。“1包药治好算特别优秀,2包算良好,3包算及格,而且退烧要稳定,不能复发。”石强说。

据介绍,从江西中医药大学岐黄国医书院毕业的学生,一部分走向地方的中医院,还有一部分选择自己创业开医馆。“一位去年毕业的学生去了瑞金市中医院,现在成为该院第一位需要限号的医生;还有一位今年毕业创业的学生,7月份毕业后,他现在每天可以有20多位病人……”在石强看来,这是他们强调临床、试点教改的成功例证。

中西医互鉴谋新

这场强调“师承”、传承经典的教育改良进行的同时,中医药教育界还在开垦着另一片试验田——中西医结合。

中国工程院院士、心血管疾病专家张运认为,西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是力图还原机体本质的还原医学;中医则是以和为贵,强调整体和宏观。中西医体系根源不同,方法各具特色,应互相借鉴。在思维方式上,西医要多借鉴中医的辨证思维,而在一些科学技术、先进诊疗手段等方面,中医要多借鉴西医,把西医的优点和中医的优点都拿过来。总的原则只有一条——对患者有利。

“中西医结合不仅是临床现实的需要,也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丁霞指出。

据了解,目前在课程设置上西医内容已稳定融入中医教育体系。多位受访的中医药大学学生介绍,其所在学校的西医类课程占比普遍达到30%至40%。中西医结合,已从理论争鸣走向教学与实践的日常。

然而,西医课程比重的增加也引发了一些担忧:中医药的特色是否会因此被削弱?毕业生是否会陷入“中西医皆学却都不精通”的困境?

“学生不会因为学了西医就不相信中医。”丁霞指出,“两手抓,不是用一样力气去抓。中医药的优势依然明显,尤其在风温肺热病(重症肺炎)等一些优势病种的治疗中。同时,在慢性病管理已成为健康中国建设重要议题的当下,中医药在推动慢性病防治方面也大有可为。”

“在中西医相互借鉴的大势下,‘中医思维’的建立变得格外重要。”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朱卫丰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此前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我对学生的一大期望是建立‘中医思维’。”

何为“中医思维”?在不少业内专家学者看来,“中医思维”的核心在于“整体观”。医生不仅关注疾病本身,还要洞察其背后的心理、饮食、行为等综合因素。中西医结合的深层意义,正在于融合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最终关注于“人”。

李稚侨观察到,在她所学的中西医结合骨科方向,“中学西”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用西医的方法去解释中医。例如,通过现代生物技术解析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分子机制,揭示中药药性与复方的功效。

“中医、西医均有自己的语言体系。中医药如果要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就需要使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与现代科学结合是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帮助中外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建立互信的重要方式。”朱卫丰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事实上,中西医结合领域已涌现一批优异成果。从青蒿素类药物治疗疟疾,到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富有成效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经验,再到以中药黄连活性成分小檗碱为探针揭示了人体内血脂调节的新通路、新机制……这些成果已证明这条路径的可行性。

(《中国报道》2025年10月刊)

责任编辑:柴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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