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传桢
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全的国家,与那些战乱的国家人民相比,我们是幸福的。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变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步伐,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国家安全并非孤立存在的屏障,而是与发展深度融合、互为条件、动态演进的战略核心。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安全之间深刻的内在统一逻辑,我们将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根本遵循、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战略指引的大国安全创新,并从体系、能力与实践三个维度,探索中国在“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推进国家安全现代化更好的战略路径。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是一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自身安全促进共同安全的新型现代化道路,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安全基石,也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提供了追求普遍安全与持久繁荣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引言:时代之问与中国答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革与动荡并存,挑战与风险交织。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为人类进步注入强劲动力;另一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全球性问题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叠加,“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对于任何志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确保发展进程不被打断、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受侵害,成为一道必须解答的时代难题。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复杂程度与艰巨任务世所罕见。这一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面临内外风险交织、规则博弈加剧的严峻考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外部打压遏制可能不断升级。历史与现实深刻警示我们:没有国家安全,现代化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没有现代化支撑,国家安全也将是无源之水。
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国家安全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的重大论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为独立章节进行部署,近期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亦把“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放到突出位置。这一系列顶层设计,标志着一个核心理念的确立: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地要求国家安全现代化,两者统合于“中国式国家安全现代化”这一原创性范畴之中。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征程的未雨绸缪,更是对世界之问的坚定回答——中国的答案是,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根本方法论,走出一条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康庄大道。
一、理论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安全的深度统一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国家安全战略创新,首先需厘清其内在的理论逻辑。这种逻辑并非简单的因果或主从关系,而是一种多维度、深层次的辩证统一与系统嵌合。
首先,是历史进程与价值意蕴的有机统一。从历史维度看,国家安全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起步与推进的基本前提。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史,正是一部国家主权与安全荡然无存的苦难史。新中国成立后,获得民族独立与基本安全,才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政治前提。改革开放以来,维护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面对更具复杂性、联动性的安全威胁,维护国家安全更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刚性需求。从价值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追求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本身就包含了安全这一最基础的民生福祉。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没有安全,一切发展成果都无从谈起,共同富裕也就失去了根基。因此,国家安全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归宿上高度一致,即都是为了保障人民幸福、民族复兴。
其次,是系统嵌合与良性互动的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这要求国家安全必须与之实现全方位的系统嵌合。这意味着,安全考量必须嵌入到国家发展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层级:从顶层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到社会的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再到个人的信息安全、生命安全。这种嵌合不是被动的防御,而是主动的建构。它体现为一种良性的互动循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为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提供了越发雄厚的物质基础、科技实力和制度保障;而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又为高质量发展营造了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可靠可控的资源供给和自主创新的战略空间,从而保障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正如“十五五”规划《建议》所要求的,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最后,是“中国样式”的独特意蕴。中国式国家安全现代化,最根本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确保了国家安全战略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能够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下,高效调配资源,应对重大风险。它强调 “总体性” ,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它还突出 “人民性” ,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这种“中国样式”,使得国家安全工作既有强大的战略统筹力,又有广泛的社会根基,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优势。
二、战略创新: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根本遵循
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实现了从“单线应对”到“系统治理”的深刻转型,其核心创新在于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确立为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和科学方法论。
1、理念创新:从“安全是底线”到“安全是前提,发展是保障”的动态平衡。
传统思维往往将安全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或“底线”,发展是主动的“进攻”,安全是被动的“防守”。而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则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它深刻揭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有安全稳定的环境,发展就无从谈起;而没有持续健康的发展,安全也就失去了支撑。这意味着,在谋划发展时必须同步考虑安全风险,在部署安全工作时必须兼顾发展需求。这要求各级决策者必须具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的战略能力,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对外开放的每一个环节,都植入安全基因,实现发展与安全的一体化谋划、一体化部署、一体化推进。
2、路径创新:以构建新发展格局塑造新安全格局。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是经济战略,更是深层的安全战略。这一创新路径旨在通过强化国内经济体系的韧性和自生能力,来对冲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和供应链“断链”风险。其实践重点包括: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针对制造业“大而不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着力提升产业创新速度。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卡脖子”难题,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布局核心环节“备份产能”,推动国产替代。
夯实基础性安全:确保粮食、能源资源等初级产品的稳定供给,是必须守住的战略底线。这要求实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战略,既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通过多元化进口和饲料粮替代等策略,应对需求增长与资源约束的矛盾。在能源资源领域,则需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储备能力,并建立健全关键矿产清单制度,增强全球供应链韧性。
激发新质生产力与维护新域安全同步: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本身就是塑造新安全优势的过程。同时,必须同步构建与之匹配的监管体系,如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加强生物安全监管等,以应对新兴领域伴生的新风险。
3、治理创新: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公共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传统的应急管理侧重于事后处置,而现代风险社会要求将治理关口前移。“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这包括:
构建 “大安全大应急”框架,统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应对,打通政府间的“信息孤岛”,实现全国安全风险“一张图”。
完善重大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特别是在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的背景下,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气候韧性和灾害抵御能力。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从源头筑牢社会稳定根基。
三、体系构建:健全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
战略创新需要坚实的体系支撑。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的明确部署,也是“中国式国家安全现代化”的核心工程。这一体系构建,突出表现为下述 “四个现代化体系” :
1、法治体系现代化:奠定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石。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我国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具有鲜明的创新性,以统筹思维推进,实现了从分散立法到系统集成的转型。这体现在: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既完善国内反间谍、反恐怖主义等法律法规,也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涉外法律出台,为反制外部干涉提供“法律盾牌”;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法治,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新兴领域纳入法治轨道;统筹发展与安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促进发展的立法中,嵌入严格的风险防控与安全底线条款。未来,重点是完善以《国家安全法》为统领的法治体系,使所有安全相关工作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2、战略政策体系现代化:强化顶层设计的系统协同。
一个成熟的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离不开清晰的战略指引和精准的政策工具。这要求不断完善国家安全的战略体系、政策体系和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特别是要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和重点领域、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确保在应对复杂安全挑战时能够快速反应、协同高效。政策制定需更加注重精准靶向与问题导向,例如针对海外利益面临的风险,专门部署强化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深化国际执法合作。这种系统性的政策协同,旨在形成体系合力,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3、能力体系现代化:锻造实战实用的安全“铁拳”。
体系优势最终要转化为能力胜势。国家安全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提升重大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十五五”时期的能力建设重点清晰而全面:捍卫政治安全是首要任务。
夯实基础保障能力,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锻造新兴领域能力,加强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太空、深海等新域新质安全能力建设,这与军事领域的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建设相呼应,共同构成大国竞争的战略前沿;提升风险化解能力,统筹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推进国家安全科技赋能,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提升风险感知、预警和处置的智能化水平。
4、治理体系现代化: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工程。
国家安全并非只是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责,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这要求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具体路径包括: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解决基层“小马拉大车”问题;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志愿服务;强化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通过将治理重心下沉,激发社会细胞的活力,才能构建起应对风险的人民长城。
四、实践路径:面向“十五五”及未来的安全能力建设
基于上述战略与体系框架,“十五五”时期及未来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将在以下几个关键领域深化实践:
1、筑牢经济安全屏障,以发展韧性应对不确定性。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实践将聚焦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这不仅仅是“补短板”,更是“锻长板”。通过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在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集群优势,并依托 “链长+链主”协同机制,强化对关键环节的掌控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在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并不断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工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2、捍卫数字空间主权,以规则引领塑造未来秩序。
网络和数字空间已成为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五疆域”。能力建设重点在于“攻防兼备”。一方面,要深化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理,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严厉打击网络犯罪。另一方面,要主动塑造规则,推动数字文化“新三样”(网络文学、游戏、影视剧)等产品出海,在全球化数字叙事中注入中国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前瞻性地管控其可能带来的伦理、社会和安全风险,争取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占据主动。
3、拓展战略安全边疆,以合作安全应对共同挑战。
中国的发展越深入,海外利益就越广泛。国家安全能力必须随之延伸。这要求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建立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强化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建设不仅体现为领事保护力量的增强,更体现为深度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海上护航、国际维和、防灾减灾等全球公共产品。通过深化安全领域国际执法合作,与各国共同打击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中国旨在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为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4、巩固社会安全根基,以基层善治提升民生安全感。
社会稳定是国家安全的“晴雨表”。“十五五”时期,将更加强调治理的精细化与法治化。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重要抓手。同时,通过强化市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推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提升社会治理的响应速度与温度。在应对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时,将进一步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强化基层应急力量和基础,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结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在开放环境中谋求自身发展、在伟大复兴进程中维护全球稳定的新道路。这条道路能否走稳走远,关键在于能否成功构建起与之匹配的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逻辑严密、创新突出、体系完备的国家安全战略框架。它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根本方法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战略指引,通过法治、战略、能力、治理四大体系的现代化构建,旨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这一大国安全创新的深层意义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零和博弈”的安全逻辑,摒弃了以邻为壑的旧思维。中国的国家安全实践,始终将自身安全置于世界共同安全之中考量,通过发展为安全筑基,通过合作促安全共享。正如“十五五”规划所擘画的蓝图,一个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的中国,不仅将为十四亿多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最坚实的保障,也将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为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贡献更多的确定性、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国家安全篇章,最终描绘的,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重焕生机、并与世界和谐共生的人类新文明的美好画作。(作者系大国战略课题组负责人)
责任编辑:柴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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