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大国战略创新与国际合作 ：建设人类新文明的光明大道

文/崔传桢  雷拥兵

当前，人类现代化进程来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以资本扩张、技术垄断和两极分化为核心特征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其内在矛盾与全球性困境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平力量正在前进，其发展实践为世界提供了全新的思考与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它不仅是一条立足中国国情、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更是一种蕴含全新战略思维、发展哲学与合作模式的“世界历史性方案”。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大国战略创新及其国际合作，对于把握未来世界发展方向、促进人类共同福祉，建设人类和平共生共荣的新文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性超越

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必须将其置于全球现代化的比较视野中。西方现代化路径，肇始于工业革命，其内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逻辑。这一逻辑将利润最大化、资本无限增值置于核心，驱动了技术革命和全球扩张，但也必然衍生出对内剥削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外殖民掠夺带来的中心-边缘依附体系，以及以“技术霸权”和“规则垄断”为特征的全球治理不公。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在独特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展开的现代化探索，其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计划用大约100年时间，从1949年到2050年，将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则开启了一种深刻的范式革命。它以“人民至上”而非“资本至上”为根本逻辑，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致力于探索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种范式转换并非细枝末节的调整，而是发展哲学、动力机制、目标体系和国际关系原则的全方位、系统性创新。

这种创新，可以从以下几个核心维度进行剖析：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核心维度比较核心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至上、共同富裕，西方传统模式是资本至上、利润最大化；中国式现代化动力范式是创新引领、双轮驱动（科技+制度），西方传统模式是资本驱动、技术垄断开放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制度型开放、双向赋能，西方传统模式是依附性开放、中心-边缘；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是均衡协调、人与自然和谐， 西方传统模式是增长优先、环境代价；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关系理念是合作共赢、命运与共，西方传统模式是零和博弈、霸权稳定；中国式现代化全球治理观是共商共建共享，西方传统模式是规则强加、俱乐部模式。  

二、从“要素驱动”到“新质生产力”的动力革命创新

传统现代化理论常将后发国家的追赶路径描述为“要素驱动”（依赖劳动力、资源等）和“投资驱动”。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在经历必要积累后，果断将核心动力切换至“创新驱动”，并发展出以“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更先进、更系统化的动力范式。

1、系统性创新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创新不是个别领域、个别企业的单点突破，而是国家主导下的系统性工程。这种系统性体现在：投入的规模前所未有：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总量已居世界前列，形成了对科技创新持续稳定的人力与物力支撑。

主体的协同前所未有：通过“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建设”，中国致力于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的创新链条，有效避免了西方常出现的“产学研脱节”困境。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日益凸显，在市场需求牵引下开展技术攻关。

产出的普惠前所未有：科技创新成果全面、快速地惠及社会。例如，中国5G用户数占全球一半以上，远超其人口占比，不仅降低了通信成本，更提升了社会整体运行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2、“新质生产力”的历史性超越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动力范式的核心表述。它不同于以简单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传统生产力，而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实践标志着三重超越：
对“资本驱动”的超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是前沿科技（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能源），而非单纯的资本积累与扩张。

对“技术垄断”的超越：中国在追求科技自立自强的同时，秉持开放合作精神。从“中国天眼”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到中国空间站成为国际合作的太空家园，再到如DeepSeek等大模型技术以开源方式惠及全球开发者，中国创新具有明显的开放、开源特征。

对“创新与民生脱节”的超越：中国的科技创新始终与“高质量充分就业”、“公共服务升级”等民生目标紧密挂钩。“人工智能+”行动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赋能千行百业、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实践。

这一动力范式的成功转换，已结出硕果。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在数字经济、新能源、高铁等多个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转变。这为发展中国家证明，实现现代化并非必须依附于他国的技术轨道，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向新而强”的道路。

三、 开放新局：从“依附融入”到“制度型开放”的形态升级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然而，中国式现代化所实践的开放，其内涵与形态已相较于传统模式发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深刻转变。

1、超越“中心—边缘”的依附性开放

历史上，发展中国家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往往处于产业链低端，面临“技术锁定”与“价值剥夺”的风险，形成对中心的单向依附。中国的开放战略，从一开始就致力于避免这一陷阱。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主动对接国际规则，中国在深度参与中学习、在激烈竞争中成长，最终培育出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并未止步于此。

2、“制度型开放”引领双向赋能新格局

当前，中国推动的“制度型开放”意味着开放的重点从传统的商品、要素流动，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对接与创新。这标志着：

1、逻辑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引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领域对标国际高标准的同时，也在电子商务、绿色金融、数字治理等领域，通过“一带一路”等平台推动符合发展中国家属性的规则创新。例如，中欧班列探索的“一单到底”通关模式，已被多个国家采纳，提升了亚欧大陆贸易的便利化水平。

2、内容从“贸易为主”转向“全方位协同”：开放不仅体现为吸引外资（2024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已达34.6%），更体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信息、航空等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合作日益深化。

3、目标从“经济增长”转向“制度完善与全球共赢”：通过高水平开放，中国倒逼国内深层次改革，建设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这种开放是“双向赋能”的。

四、 从“两极分化”到“共同富裕”的价值重构

发展失衡、贫富悬殊是西方现代化无法克服的顽疾。例如，美国最富有的0.1%家庭财富已超过最底层50%家庭财富总和的4.6倍。中国式现代化则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要求之一，致力于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实现发展的均衡性与包容性。

1、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对此，国家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区域战略，打造强劲的增长极。同时，通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推动生产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激活后发潜力。例如，尽管西部某省人均GDP相对靠后，但其经济增速却可位居全国前列，彰显了国内“追赶效应”的巨大动能。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建设，为这种区域间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2、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中国高度重视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持续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2024年已降至2.34:1。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扎实推进，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71%左右，城镇总人口突破10亿，形成规模巨大但注重质量的城镇化进程，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也为农村发展腾出空间、反哺资源。

3、“扩中提低”与人的全面发展

在群体层面，中国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行动。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并着力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国正致力于构建橄榄型社会分配结构。预计到203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将从现在的约4亿人倍增到8亿人。这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更是释放超大规模内需潜力的关键。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9岁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更长的“人均健康预期寿命”，让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人民的生活品质。

五、 从“零和博弈”到“命运与共”的治理理念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创新，最终外化为其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的全新理念与实践。它超越了基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和零和博弈思维，提出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互通共荣的新文明为目标的全球治理观。

1、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全球治理观

这一理念首先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搞“小圈子”，不设意识形态门槛，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曲”，而是所有参与国的“大合唱”。它不强加于人，而是注重与共建国家的发展战略，将发展主导权牢牢交在各国人民自己手中。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

2、从“硬联通”到“软联通”与“心联通”的实践深化

“一带一路”合作始于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中老铁路、雅万高铁、佩列沙茨大桥等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切实解决了共建国家的交通、能源等发展瓶颈。但合作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迅速向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和人文民心的“心联通”深化。某项目探索的跨境融资、数据专线通道，就是制度型合作；而医疗援助、减贫合作、文化交流，则增进了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世界银行预计，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每年将为全球带来1.6万亿美元收益。

3、提供面向未来的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正积极将自身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的能力，转化为面向全球的公共产品。
科技治理：中国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尊重主权、共商共治，致力于弥合“智能鸿沟”和“数字鸿沟”。

 绿色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和应用市场，并通过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能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绿色跳板”。

发展倡议：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议题，通过项目合作和经验分享，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结论：开创人类互通共荣的新文明之路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在发展动力、开放形态、内部均衡、国际关系等方面均实现了系统性战略创新的道路。它用“创新驱动”替代“资本驱动”，用“制度型开放”超越“依附性开放”，用“共同富裕”矫正“两极分化”，用“命运与共”摒弃“零和博弈”。这条道路的成功实践，其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雄辩地证明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地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充满希望的“另一种选择”。

中国自身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约19.4%，未来比重还将持续提升。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国家整体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将根本性地改变全球的收入分配与发展格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没有独享这份发展的果实，而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各类科技与知识共享平台，主动将自身现代化所积累的资本、技术、产能、经验与发展机遇，转化为促进共同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大国战略创新与国际合作实践，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一致。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动荡变革期，这条道路以其确定性、包容性和建设性，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与正能量。它昭示着人类的未来不应是霸权更迭的循环，不应是文明冲突的悲剧，也不应是少数人独占繁荣的孤岛。人类的未来应该是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不同国家合作共赢、全体人民共享福祉、实现世界和平共生共荣的共同未来。

(作者系大国战略课题组核心成员）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