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疏不宜堵：简评澳大利亚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

2025年12月10日，澳大利亚《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正式生效，成为全球首个通过立法明确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特定社交媒体的国家。根据法案要求，Facebook、Instagram、X（原Twitter）等首批10个社交平台需采取“合理措施”阻断未成年用户注册与使用，违规平台最高将面临495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3亿元）的罚款，预估首批封禁的未成年人账户超100万个。这一举措获得国内外广泛关注，也引发较多争议和质疑。

看似强硬的禁令，在落地环节却很可能面临多重难题。首当其冲的是身份识别技术目前不够成熟，法案明确禁止平台将身份证件作为强制验证条件，要求平台使用其他年龄验证的技术手段，包括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但在缺乏配套的强实名认证机制的情况下，年龄验证和识别技术的判断精度可靠性存疑，无法精准区分接近年龄临界值的青少年，很可能导致大量误判，还可能引发过度收集生物信息的隐私泄露风险，反而给未成年人以及技术误判情况下的成年人带来新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很可能具有强烈的意愿展开规避禁令的行为，技术上可以通过虚拟专用网络、修改个人信息、虚报年龄等简单方式绕过平台的验证机制，甚或借助一些工具或技巧骗过人脸识别系统。此外，家长账号混用的问题同样难以破解，低龄儿童与家长共用手机、共用账号的情况普遍存在，而法案仅对平台提出约束要求，却未明确家长在监护中的相关责任，若没有家长的主动配合，禁令在家庭场景中很可能无法落实，最终形同虚设。

事实上，全面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逻辑，反而可能催生更隐蔽的风险。由于未成年人的社交需求、信息需求客观存在，禁令无法从根源上消除需求，只会迫使他们转向监管更薄弱的灰色地带。从实践经验看，未成年人可以利用即时社交群组、小游戏对话框等替代社交媒体交往，或寻找小众不知名的社交应用，这些领域缺乏安全过滤机制，暴力、低俗内容更容易渗透，且监管难度更大，让未成年人更加陷入缺乏防护的网络环境。此类强调“堵”为主的禁令会促使未成年人转向治理水位更低的网络空间，将显性风险转化为隐性风险，最终反而放大了使用风险。

从长远来看，禁令对于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权构成限制。在当下，社交媒体已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拓宽视野的重要渠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77.2%的未成年人通过短视频了解国家大事，66.5%的中西部中小学生借助短视频获取科学知识。一刀切的禁令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未成年人平等进入数字环境、发展自我的权利。数字时代的原住民需要在真实的数字环境中学习辨别信息、规范行为，尽管社交媒体的确可能带来风险和侵害，但是应当建立更加精准的防范措施，针对性展开保护。一味禁止相当于剥夺了未成年人适应数字社会的成长机会，无法面向未来培育孩子们的数字素养，也不利于他们在未来融入并参与塑造数字文明。

对比之下，中国目前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更具建设性、务实性和系统性，提供了“疏堵结合、以疏为主”的可行方案。中国通过《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保护”专章、《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形成完整制度体系，明确平台、家庭、学校的多元责任。在实践中，各平台上线的未成年人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引导而非禁止”，通过构建专属内容池，筛选优质知识、文化内容吸引未成年人，为家长提供赋能工具，同时精准排除有害和不良信息。未来还可以通过完善身份验证技术、优化未成年人模式功能设置、吸纳未成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等方式持续升级，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娱乐提供合理的数字空间。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绝非“一禁了之”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而是需要平衡保护与赋能的系统工程。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更具建设性的方案是“宜疏不宜堵”，通过技术赋能、制度完善、协同共治，为未成年人打造安全且开放的数字生态，让他们在合理引导下学会善用网络，而非被排除在数字世界之外。

作者简介   刘晓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