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基调

文/《中国报道》记者 王金臣

“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系列部署定调了2026年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主基调。

确定长期宽松的“预期锚”

我国货币政策基调历来构成一个动态调整的谱系，包括“从紧”“适度从紧”“稳健”“支持性”和“适度宽松”等不同表述。自2011年至2024年，长达14年间，我国货币政策始终维持“稳健”基调。2025年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26年予以延续。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的转变和延续，主要基于对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攻坚期’与‘总需求不足周期’叠加的深刻判断。”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陆利平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连续两年定调“适度宽松”，表明我国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并非短期波动，而是需要持续通过逆周期调节来对冲中长周期压力。打破“稳健”惯性，旨在向国内外市场释放“稳增长压倒一切”的强信号，确立长期宽松的“预期锚”，防止政策“急转弯”损伤复苏根基。

“同时，这也是为了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落地。”陆利平补充道，2026年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比如扩大赤字、发行特别国债，这需要货币政策在市场上提供充裕的低成本资金，防止政府发债产生“挤出效应”。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指出，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并协同财政政策发力，核心在于构建“政策协同效应”，避免流动性淤积。这基于新凯恩斯主义预期理论，强调政策传导效率与实体需求匹配，防止“政策空转”，为经济复苏提供精准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不仅立足国内，更着眼全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表示，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连续两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致力于扩大内需和稳定资产价格，通过利率、信贷扩张、汇率稳定向国际传导，为全球经济注入流动性，为世界提供稀缺的“稳定锚”。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是应对复杂的外部货币金融经济环境的需要，尤其是防范和减弱个别国家不负责任地利用其主权信用货币的优势、不惜以邻为壑而产生的外溢效应。”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徐德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徐德顺表示，我国连续两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着力扩大内需、稳定资产价格，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积极践行“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稳住14亿人的超大市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为动荡的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稀缺的“需求锚”。

“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成为重要考量

“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是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提法。”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日前在详解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表示，货币政策将加强前瞻性、科学性调节，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与其他政策举措形成合力，努力推动实现经济增长、物价回升等目标。

“物价合理回升的提法，是对传统‘稳增长、控通胀’框架的创造性拓展。”田利辉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其释放的深层信号是引导市场从“价格下行预期”转向“温和回升预期”，这将显著修复企业定价能力，抑制恶性价格竞争；同时，稳定居民消费信心，打通“收入—消费”正向循环，如近期PPI环比转正已验证政策实效。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略降0.1%，同比上涨0.7%，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2%，涨幅连续3个月保持在1%以上。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结构优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上涨0.1%，同比下降2.2%。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是稳定物价。徐德顺表示，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体现了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对引导市场预期、修复企业定价能力和稳定居民“收入—消费”循环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陆利平看来，“物价合理回升”已经上升到与“稳增长”并列的高度，其实质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企业营收和利润是名义值，物价回升能直接改善企业利润，降低实际债务负担，从而恢复其投资扩产的能力。二是打通“收入—消费”循环。只有企业盈利改善，居民工资收入才能增长，进而支撑消费。物价合理回升是打破“降价—降薪—不消费”恶性循环的关键。三是引导市场预期。央行通过这一表述，向市场注入“通胀目标承诺”，以此锚定通胀预期，鼓励居民和企业将手中的货币转化为消费和投资，而非持币观望。

政策工具凸显“灵活高效”

如何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这一新表述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灵活”强调政策时序与力度的相机抉择，“高效”则聚焦传导机制的畅通与资金直达实体。

田利辉表示，“灵活高效”的表述，标志着政策工具从“机械操作”迈向“动态优化”。它要求基于实时经济数据精准匹配时序与力度，避免“大水漫灌”，实现政策“滴灌式”传导，大幅提升效能。这体现现代治理对政策时效性的极致追求。

“‘适度宽松’本身是一个宏观基调，而‘灵活’与‘高效’则是为了实现该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操作手段。”陆利平说，“灵活”侧重于时机和力度。这意味着央行的操作将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季度或半年度窗口，而是更加注重“相机抉择”。在美联储降息周期开启、外部汇率约束减弱的背景下，我国降准降息的节奏可能更快，甚至可能在市场预期之外果断出手，以“超预期”的操作来扭转市场情绪。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货币政策工具箱既包括降准降息，也包括其他短期、中期、长期流动性投放工具。2026年将灵活搭配、高效运用多种工具，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更多的是除了降准降息之外，不排除创设更多的货币政策工具、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实现有效有力、高效、灵活地使用。”刘英分析指出，“通过这些货币政策工具，我们能够精准支持特定领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例如，对于高耗能行业，我们不会提供优惠价格，而且会限制贷款。相反，为支持绿色发展，我们会提供更优惠的资金和更长期的支持，通过碳减排再贷款工具以促进节能减排。”

在总量工具保持灵活适度的同时，货币政策结构性引导功能将进一步凸显。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这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要求高度契合。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并明确指出政策引导方向，即要精准“滴灌”“十五五”规划建议部署的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以及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可能面临挑战的中小微企业，2026年相关领域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望再度实现“量增价降”。

此外，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田利辉表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标志着治理范式从“部门分治”跃升为“全口径统筹、前瞻性协调”。货币政策已超越金融调控本位，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枢纽。我国货币政策的考量和出台能够统筹短期稳增长与长期高质量发展，平衡发展与安全，是现代宏观治理的里程碑突破。

在陆利平看来，这主要解决了两个痛点。一是解决新旧政策相悖的问题，二是从“部门分治”到“系统集成”。“过去我们往往只关注新出台政策是否一致，却忽视了旧有的行政规章、监管细则可能与当下的稳增长目标相悖。将‘存量’纳入评估，意味着要对旧政策进行检查和清理，确保新旧政策形成合力，而非相互抵消。同时，这要求各部门不能只扫门前雪。无论是经济部门还是非经济部门，其政策出台前都必须通过‘宏观一致性’的筛查。”陆利平说。

(《中国报道》2026年1月刊)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