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国报道》记者 李士萌
3月27日,为期4天的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在海南博鳌落下帷幕。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00名代表齐聚博鳌,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在年会期间表示,在这个分裂加剧、乱象丛生、充满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的时代,博鳌亚洲论坛是为数不多仍致力于重建互信、凝聚团结、重拾合作的国际组织之一。此刻,世界最迫切需要的是对话与交流,而非抗议、指责与对抗。
中国以“确定性”破局
中国,正在成为动荡世界中最宝贵的“确定性”。
2026年的春天,世界并不平静。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在升级,战火同时外溢至海湾航运和能源领域,地区安全形势高度紧张。国际油价开启“过山车”模式,全球能源市场脆弱性显露无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崛起,全球贸易体系遭受严重冲击。
“中东局势”“世界将向何处去?”成为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与会嘉宾绕不开的议题。新加坡前副总理黄根成坦言,国家间的信任正在被侵蚀,合作伙伴关系变得谨慎起来。意大利前总理真蒂洛尼则直言,“基于规则的全球化”正在被“基于实力的全球化”取代。
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各国都在重新评估与谁贸易、如何贸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以其“稳定”“安全”的特质,为全球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在论坛期间表示,最近港股IPO融资时,投资者很多是中东国家的主权基金,当地很多家族办公室也来到香港。他表示,中东资本涌入香港,其背后的原因是香港有强大的背景——中国。
“作为‘避风港’,安全是最重要的。香港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又是国际金融中心。虽然我们没有宣传,但资金自动地流入香港。”蔡冠深说。
不仅是香港,伴随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也在加速释放。西门子能源在海南建立首个燃机总装基地及服务中心,全国首家外商独资医院博鳌富隆心血管医院获批执业,哈萨克斯坦斯卡特航空开通中国首条第七航权航线……海南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
论坛上,国际商会执行理事会副主席霍尔格·宾曼说,在全球化日益碎片化、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海南的高水平开放是中国坚定推动全球化之举,将有利于形成稳定、互联互通且充满机遇的生态体系。
“稳定,是应对世界不确定性的关键。”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指出,封关后海南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叠加,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宝贵的稳定性资源,“‘双15%’税收优惠、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能降低外资企业的准入门槛,使供应链更具韧性”。
此外,今年是中国“十五五”的开局之年,这份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的纲领性文件,也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增长预期。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认为,2026年,中国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4.5%至5%,维持这一增长区间,中国同样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30%的份额。
更乐观的是,林毅夫认为,一直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每年都有8%的增长潜力。
“这并不是一个过度乐观的判断。”关于这一判断的依据,林毅夫列举了多个方面:凭借人才优势,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将在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等未来产业中形成比较优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同时拥有最多的应用场景,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善于利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等。
“亚洲世纪”正在到来
中国作为“避风港”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亚洲整体崛起的一部分。“亚洲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中心与创新发展中心。”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斯克利亚尔表示。
数据印证了这一判断。论坛发布的《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6年度报告》显示,亚洲仍是全球直接投资资本最青睐的地区,中国和东盟是亚洲最具外资吸引力的经济体;区域内贸易依存度从2023年的56.3%提升到了2024年的57.2%,各主要经济体对区域的依存度普遍增强。
近些年,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亚太区域内贸易与投资便利度持续提升。RCEP生效4年来,区域内贸易规模增幅亮眼:老挝增长72.4%,柬埔寨增长22.6%,越南增长17.4%,印尼增长19.2%。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亚洲在当前的世界经济转型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也是未来的关键驱动力。
《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6年度报告》预测,2026年亚洲经济仍将以4.5%的增速引领全球,亚洲经济体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由2025年的49.2%上升至2026年的49.7%。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表示:“亚洲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所作出的选择。选择开放合作,亚洲将继续成为世界的稳定源。”
加强多边合作,重塑全球治理
单凭一己之力无法穿越风浪——这是亚洲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得出的沉痛教训。如今,当全球面临系统性不确定性,多边协作已从“选项”变为“必答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马凯硕在年会期间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本质上源于正在发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西方主导世界的历史正在终结,亚洲正重回世界舞台中央。而在此变局最需要加强全球治理机构的时刻,我们却在削弱它们。
马凯硕建议,国际机构的利益分配应重新调整,与全球经济格局相匹配。他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分配为例,分析了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不公平。他指出,2000年时,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中国的6倍,如今两者已大致相当,但IMF投票权方面,欧盟占17%,中国仅占6%。
“这些失衡需要调整,但西方本能地抵制这种变化。”马凯硕表示,“从长远看,让世界其他国家在国际机构中拥有更大发言权,反而有利于维护西方的长远利益。”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也呼吁,全球应重拾IMF的框架措施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
他指出,解决贸易失衡、投资失衡、资本流动失衡等全球失衡问题,需要多边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双边或区域举措。美国自身也面临全球失衡问题,却放弃了传统的汇率等调节工具,转而使用关税手段,而关税本身是个棘手的问题。
“捍卫多边主义,亚洲并非孤军奋战。”潘基文从积极的一面看,“面对冲突、贫困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全球南方已成为倡导多边协调与合作,而非单边行动的核心力量。全球南方更广泛的代表性与话语权,正为构建更具包容性、响应力与实效性的多边体系注入活力与新动能。”
(《中国报道》2026年4月刊)
责任编辑:柴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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