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学的想象力透视新征程

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形成的决议与精神，构成指导未来党和国家进行推进全面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学观念。借助社会学的视角，即融合微观行动与宏观系统，勾连“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发挥“社会学想象力”，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全会精神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社会运行与社会治理有着鞭辟入里的理解与应用。

一、 秩序与变革：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塑

作为一门面向社会现实，关切民生福祉的学科，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变迁的转向。全会所擘画社会建设的宏伟蓝图，其要义在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历史进程，将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前所未有的系统性重塑与再造。

首先，它通过培育社会资本，强化社会关联，回应了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个人原子化与疏离化的现实。社会稳固的基础在于基层社区。成千上万的基层社区是中国社会的复杂体系的基本单位与要素。社区治理的优劣、活力的强弱关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活力。在推动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人员流动加剧，社区新陈代谢加速，如何适应这一变化，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议题。对此，全会对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即要破解社区社会的原子化与疏离化状态，营造社区共同体。建构社区共同体，需要强化党建引领，激活居民自治，借助科技赋能，以重建社会关联，增强社会资本，培育公共精神。

其次，它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阶层结构的优化。全会重申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一判定表明现代化的归宿在于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正是对全球不同国家地区现代化过程中伴随两极分化的警惕与逆转。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需要建构合理的分配制度，保障中产阶层群体不断扩大。当然，社会分配的合理化与中产阶层群体的扩大化，需要以社会高质量发展作为保障。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大实现自由、开放的流动市场，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教育公平，保障人才的充分发育与培养。全会的总体精神在于完善流通分配与社会发展的制度化，引导建立一个橄榄型结构的社会，实现共同富裕。

最后，它强调要实现城乡与区域之间的动态平衡。城乡二元结构与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发展平衡，是我国长期主导的政策方向。全会再次强调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既是过去政策的延续，又是回应新现象、新问题的主动调整。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可以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与交换，推进社会均衡发展；可以强化社会关联，增强社会认同与社会凝聚，提升人民的满意度与幸福感。

二、 制度与治理：社会运行规则的多层次遵循

社会学，尤其是组织社会学和制度社会学，深刻揭示了制度规则如何塑造社会行为、引导社会预期、维持社会运行。全会将“制度”与“治理”置于核心位置，其深意在于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规范化和优化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

其一，法治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石。一个结构复杂利益分化的现代社会，显然无法依靠传统的人情、面子与关系或简单强硬的行政命令进行社会治理。全会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旨在于确立“法治”作为最高层次的社会准则。它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了清晰、稳定、可预期的行为规范，是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冲突的根本准绳。从社会学角度看，法治的完善过程，是一个从“特殊主义”人情社会向“普遍主义”法理社会转型的过程，它能够大幅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增强社会信任，为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其二，平衡现代化中的“技术”与“人文”治理张力。全会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其中数字化、智能化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迭代升级的主要方向。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社会治理的精度和效度皆有大幅度提升。不过，社会学并没有沉醉于技术浪漫主义的梦想，而是提醒我们警惕“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在追求治理效率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科技向善的伦理维度。对于当下出现的数字鸿沟、算法歧视、隐私泄漏等现象予以揭示，以回应社会学对社会公平与人格尊严的道义与伦理的追求。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其奥义在于如何平衡技术与人文、效率与公平、控制与服务的张力。在社会学看来，社会治理的实践，不仅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更是多元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的良性互动与协同，这体现了对现代社会复杂性和主体性的深刻认知。

其三，意识形态与文化认同的凝聚功能。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在19世纪末期指出，遏制社会的混乱与失序在于社会团结，而社会团结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和情感基础上。在全会的论述中，有关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阐述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信息轰炸、价值多元的今天，在全社会构建具有强大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一场宏大的社会认同工程。它旨在为社会成员提供共享的意义体系和价值坐标，抵御社会碎片化和虚无主义的风险，增强社会的内在向心力与精神韧性。这是从文化层面进行的“社会整合”，对于维系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至关重要。

三、 风险与安全：韧性社会的总体性构建

从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到随后的“乌卡时代”(指现代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再到晚近的“巴尼社会”(脆弱性、焦虑性、非线性和不可理解性)，可以说现代社会在其历史演进中不断积累风险，造成社会的脆弱，引发广泛的担忧与焦虑。在国际层面，伴随着全球化过程潜伏一股去全球化的逆流，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多重因素叠加加剧全球经济的动荡变局。现代社会对理性化与精确性的追求随着黑天鹅与灰犀牛现象的频繁发生而风雨飘摇。应对风险社会，需要建构韧性社会。

首先，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韧性社会提供安全可靠的骨架。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领导，确立党中央权威能够在包括危机等各项事务处理中实现政令通达、运转有序。面对着波谲云诡的复杂局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仅能够化解风险，还能未雨绸缪，掌握事物发展的主动权，增强社会的韧性。

其次，建立共建共享共治的治理共同体，贯通韧性的血脉。全会精神强调要完善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有助于建构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重建“附近”这一富有人情意味的社会信任与关怀。建构基层治理的新格局，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恰好就是激活社区资本，积攒社会力量，实现社会团结，涵育社会韧性。

第三，提升思想引领，建立文化认同，铸就社会韧性的灵魂。全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建立起高度一致的文化认同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借助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不断激发文化的创造力，汲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彰显文化自信，为社会各项事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从而化解各种挑战与风险。

社会韧性通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与提高社会治理体系与水平，有效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换言之，这是强化社会机体的“免疫系统”。这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被动的维稳思维，转向一种主动的、系统性的、富有弹性的韧性治理模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航船在面对惊涛骇浪时，依然能够行稳致远。

结论：迈向一个更加稳固、公正与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

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若仅停留在文字表层的口号宣传当中难免失之浅薄。将其置于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下，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关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宏大而细密的蓝图。它致力于构建一个结构上更加优化、流动更加顺畅的“秩序社会”；一个运行上更加依赖法治、注重协同的“治理社会”；一个发展上更能抵御冲击、化解矛盾的“韧性社会”。

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关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机遇、社会地位与未来预期。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或学习者，我们的责任在于运用专业的理论与方法，深入解读这一伟大实践，洞察其间的规律与挑战，为构建一个更加稳固、更加公正、也更具活力的中国现代社会贡献智慧与力量。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社会学以其独特的洞察力，为我们理解和参与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透镜。

(周林根，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玉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