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是否在重走军国主义道路？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4月21日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出口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装备，在所谓“安全例外”框架下，为向冲突相关方提供武器打开制度空间。这一举动，被多家国际媒体视为日本数十年来最重要的武器出口政策转向之一。

然而，如果仅将其理解为高市内阁的一项技术性政策调整，显然是忽视了其背后更危险的信号。这实际上预示着日本政府安全政策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又一危险例证。

01.   系统性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的危险一步

必须看到，这一政策转向并非孤立动作，而是日本近年来系统性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约束的最新一步。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够获得“和平国家”的国际定位，根本在于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确立的制度底线，那就是：放弃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这不仅是宪法规定，更是战后日本对自身侵略历史的深刻反思与制度化约束。在此基础上，日本战后长期实行严格的武器出口限制政策，成为其履行国际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近些年，日本不断以所谓“安全威胁”为借口，对这一体系进行层层拆解。从安倍晋三到高市早苗，从放宽武器技术合作到允许非杀伤性装备出口，再到此次直接打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大门，日本正一步步突破底线。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政策调整”，实质上却是在逐渐瓦解战后和平体制的制度根基。

中国外交部之前已就此明确表态，“中方对此严重关切”，指出此举“标志着战后日本武器出口政策的根本转向，严重违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文件的规定，严重违背日本宪法和国内既有规范，破坏战后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制度性保障”。中方这一表态，既是基于现实安全关切，更是基于历史经验做出的理性判断。

02. 深刻的历史教训不容遗忘

回顾日本近代史，会发现其并非一夜之间走向军国主义，而是经历了一个典型的渐进过程。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完成工业化与军事现代化的同时，也逐步强化了军队在国家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进入20世纪后，军部权力不断膨胀，逐渐形成对文官政府的压制。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关东军能够绕开日本内阁擅自发动战争，并在事后获得认可甚至表彰，这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主导国家战略方向。

随后，日本不断以所谓“安全需要”为名扩大对外侵略，从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到退出国联机制，再到发动对华全面战争。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国家一旦军事能力的使用边界被突破，并不断获得制度与舆论上的“正当化”，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逻辑就会自我强化，导致最终失控。

今天的日本当然与战前不可简单类比，但其政策演进的方式，却呈现出令人警惕的相似性：将军事扩张包装上所谓应对“安全威胁”的外衣，再通过一系列渐进式调整，不断松动原有约束。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步都可以被包装为“合理必要”的举措，但当这些步骤叠加在一起时，其结果却可能远远超出最初的设想。

03. 日本军事能力扩张更加值得警惕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政策调整与其军力扩张形成明显呼应。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持续攀升：2024财年约为7.9万亿日元，2025财年增至约8.7万亿日元，2026财年突破9万亿日元，连续刷新历史纪录。按照既定规划，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开支将达到GDP的2%左右。这一水平已接近北约国家标准，标志着日本正在转向成为军事支出大国。

日本当前的军事动向也早已不再局限于制度层面的变化，而是在能力建设上同步推进。在西南方向，围绕冲绳及西南诸岛，日本正加快部署远程导弹系统，推动所谓“反击能力”，实质上已经具备对他国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这种进攻性能力已经突破“专守防卫”的传统界限。同时，日本还在不断深化与北约的合作，从军事演训到情报共享，其安全触角正不断外延。

美国CNN等媒体已明确指出，日本扩大武器出口、提升军费、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之间形成了“政策协同”，意味着其安全战略正从“专守防卫”转向更具进攻性的“外向模式”。

这一转向在日本国内同样引发强烈争议。日本部分媒体批评，新机制削弱了国会监督，将重大安全决策集中于行政系统，等同于“拆除最后一道刹车”。日本学界警告，一旦出口杀伤性武器成为常态，日本可能滑向“输出战争的国家”。法律界人士更直言，如果国家经济与军工产业深度绑定，日本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需求”的驱动。这些理性声音表明，即便在日本国内，也已清晰意识到这一政策的危险性。

04. 日本右翼势力在拿整个国家冒险

更大的问题在于日本国内右翼政治力量对这一进程的持续推动。尤其是作为自民党内极端右翼代表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当选国会议员以来，几乎每年都会定期前往靖国神社参拜。4月21日，高市早苗悍然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这一举动，再次在历史问题上严重挑衅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及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

高市早苗去年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是二战结束80年来，日本领导人首次向中国发出露骨的军事威胁，已将中日关系推向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长期鼓吹“摆脱战后体制”，试图将历史形成的法律约束定义为“发展障碍”。这种叙事为现实中的政策突破提供了所谓的“正当性”，从而不断侵蚀日本战后形成的和平基础。

然而，历史从未远去。日本曾在20世纪上半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对中国和亚太多国造成深重灾难，这一铁一样的事实，决定了日本任何军事政策变动都具有特殊敏感性。而且必须说明的是，战后对日本的各种制度约束，不是外界强加的“枷锁”，而是其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历史不容遗忘，更不容亵渎。2026年是东京审判80周年。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最终的判决书以如山铁证，将日本军国主义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凝固史册的血泪，我们要向国际社会大声呼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绝对不容翻案，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言行绝对不容姑息，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行为绝对不能得逞！

今天，当日本逐渐挣脱战后制度性约束并开始急速强军扩武之际，世界将面临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日本是否正在重走那条曾经被历史证明极其危险的军国主义道路？当武器出口不再受限，当军费持续攀升，当军事能力不断增强，一个曾被压制的军国主义幽灵，是否已在现实中复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问题在于，今天的日本是否愿意真正吸取曾经的教训？对高市早苗领导的日本来说，是重蹈历史覆辙、在右倾化的迷途上一路狂奔直至撞上南墙，还是回归理性、与邻为善，真正面对历史、约束自身、回归和平？不同的选择，将通向完全不同的未来。对于已经有过惨痛历史教训的日本来说，如果再次走错方向，必将面临不可承受的代价。

作者 | 张雪松

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

传播业务总监、战略研究部主任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