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共产党，方能走好韩中合作下一步

文/金东泳（韩中联合会副会长、韩国东国大学兼任教授）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这句话，对于今天站在实体经济最前线、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寻找出路、为企业生存反复权衡的各国人士而言，是最现实、最紧迫的课题。

今年迎来成立105周年的中国共产党，正置身于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变革之中。如果说过去的中国是以廉价劳动力和成本优势著称的“世界工厂”，那么今天的中国，已经脱胎换骨，成为融合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与前沿科技的“高质量发展”新高地。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如今，中国共产党正以尖端技术生态系统的效率最大化撬动全局，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这一变革的核心动力，来自国家主导的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定决心。在今年3月闭幕的全国两会上，中国政府释放出明确信号，不再片面纠结于经济增速的具体数字，而是转向以质量增长为核心，其中“智能经济”是重要突破口。“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要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

这是在“新型举国体制”框架下，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由国家主导技术攻坚的治理成果。中国已启动具体路线图：研发经费年均增速保持在7%以上，国家层面统筹建设大规模数据中心，大力推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着力培养百万量级的人工智能人才队伍。2026年中央本级科技支出安排4264亿元，同比增长10%。

这份植根于长期治理经验的科技自立自强决心，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美国出口管制带来的供应压力，中国加速攻坚芯粒设计与先进封装等关键技术。依托在苏州、无锡等地已具备雄厚基础的封装产业集聚区，并加大国家半导体产业资金投入力度，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换道超车”的契机，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

这种中央层面的宏观布局，正在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生动实践。随着全球供应链危机日益常态化，中国大型制造企业深刻认识到，长期依赖的西方软件体系已难以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生产环境。订单瞬息万变、各类变量相互交织，传统标准化作业流程已无法有效应对这一挑战。为此，部分中国企业正果断摒弃曾经斥巨资引进的西方系统，转而将海量生产数据与自主研发的算法相结合，构建起自主可控的“智能计划与控制（IPC, Intelligent Planning & Control）”系统，重新夺回数字主权。通过对涉及数百万个零部件和产品的复杂运算流程进行创新性简化，原本需要8小时才能完成的排产计划，如今仅需几分钟即可高效生成，展现了令人瞩目的效率提升。

这套新系统不仅是提升生产效率的数字化工具，更能在不增加管理负担的前提下，有效帮助企业去化不良库存、显著提升资本回报率，进而释放充裕的自由现金流，成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在复杂多变的实战环境中，中国企业没有依赖外部技术，而是依靠自我革新实现体质优化。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从“高速”转向“高质量”在微观企业端的鲜活注脚，中国实体经济的韧性与活力，藏在这样的细节里。

而这套从中央意志到地方执行的传导能力，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韧性的关键，也是韩国企业研判下一步合作最该看懂的部分。不妨以距离韩国最近的中国城市——山东威海为例。

自被指定为韩中FTA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城市以来，韩国仁川与威海的持续交流，为深化两国务实合作提供了清晰的实践样本。威海过去曾是韩国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低成本生产基地，如今已成功转型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超过70%的创新高地。特别是在打印设备制造领域，威海已占据全球约五分之一的市场份额，构筑起坚实的制造业基础。当前，威海正集中培育高端装备制造、医疗器械、电子信息、医疗健康等主导产业，产业升级步伐不断加快。

威海的成功转型充分表明，中国地方政府正以极强的执行力，将中央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迅速转化为地方产业升级和营商环境优化的具体行动。展望未来，韩中两国经济合作应超越简单的加工组装和单向投资，迈向知识产权保护、高端技术人才与全球资本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合作。当两国在产业链、物流、跨境电商、文化旅游等领域不断拓展实质性伙伴关系时，即便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也能为互利共赢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国早已不是一个能用旧有框架去描摹的复合型庞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105年历史，是一部不断自我革新、治理能力持续进化的历程；今天，这一治理模式的生机与活力，正体现在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持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实践之中。韩国应当超越情绪化的判断与片面的“威胁论”，客观认识中国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定力与强大的产业执行力。

地缘政治的浪越高，越需要把锚往深处抛。韩中两国应在相互尊重和务实合作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联动空间。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与创新生态，不仅是实现两国现实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所在，更是推动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长远之策。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