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中国调研行｜一家“三无”“四不像”机构，如何孵化出3000家创新企业?

它没有行政级别，没有事业编制，没有财政拨款，被人称作“三无”机构；它又被称为“四不像”——既是大学又不似大学，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像科研院所，既是企业又和普通企业大为不同，既是事业单位又迥异于传统事业单位。成立三十年来，它先后孵化了3000多家创新企业，其中超过30家公司在海内外上市，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近日，带着上述疑问，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记者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来到“三无”“四不像”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走访调研。

“屠龙刀”与“龙”

刘仁辰向记者一行介绍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总体情况。

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展厅到AI社区，从分析测试中心到下一代高频高速覆铜板创新中心，再到脑机交互系统创新中心和类器官/器官芯片实验室，穿行其间，记者见到了一批批正在“从书架走向货架”的硬科技项目和正在埋头忙碌的年轻人。

“有很多年轻人掌握技术，好比手握‘屠龙刀’，但他不一定找得到龙。”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辰在接受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如此比喻。

这句话道出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困境。在中国，每年产生数以万计的专利和论文，但真正能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寥寥无几。科学家不缺“屠龙刀”，但找不到“龙”——那个真实的市场需求。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解法，是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一整套“寻龙”工具。研究院目前已形成概念验证、中试工程化、人才支撑、科技金融、孵化服务和国际合作六大功能板块。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了140多个实验室和研发中心。

这六大板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转化链条：概念验证帮助早期项目验证技术可行性；中试工程化平台进行中试放大、应用示范；科技金融提供资金支持；孵化服务对接产业资源；国际合作引入全球创新要素。

“这种模式利于灵活调动资源，打破创新资源配置的壁垒，助推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刘仁辰说。“帮助年轻人找到需求”，是他一再强调的一句话。

科技成果转化之所以难，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家不知道企业要什么，企业不知道科学家能做什么”。刘仁辰介绍，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还探索出了一套产学研深度融合机制——“企业出题，研究院答题”：企业提出真实的技术需求，研究院组织科研团队联合攻关，共同解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这种模式让科研不再是“闭门造车”，而是直面产业一线的真实挑战。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还承担着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这一国家战略平台的建设任务。国际总部聚焦生物医药、高性能材料、人工智能三大领域，致力于引进和培育重点国际项目，推动其在深圳加速成果转化与中试工程化落地。

这一布局与广东的整体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此前在“活力中国调研行”情况介绍会上表示，广东正通过原始创新加快“多点突破”、产业科技实现“双向赋能”、跨境协同加速“纵深推进”，把大湾区建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近五年广东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速超过15%，加快建设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合作平台，布局建设了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横琴实验室、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等一批协同创新平台。“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榜首。

“四不像”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工作中。

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坐标上，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当之无愧的“先驱”。1996年12月，清华大学与深圳市政府以企业化方式运作的模式共建了这家机构。彼时，很少人能预料到，这个实验性的机构会在日后成为中国新型研发机构的最早范本之一。

如今，大学异地研究院已成为深圳科技创版图上的独特景观。上世纪末，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率先布局，大量高校相继在深圳设立研究院。据最新统计，仅深圳一地，目前就集聚了71所内地及香港高校的异地研究院所，其中28所是985高校，48所为“双一流”高校。

放眼全国，各高校的异地研究院也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特色，如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构建了“创新研发、投资、载体、服务”四位一体的产业生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搭建了作价入股制度、梳理细化了流程，定期搜集教师团队的科研成果，主动对接产业界，加速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场；上海交通大学苏州人工智能研究院聚焦“产教融合、培养产业应用型人才”，构建校企联培的协同育人模式。

在刘仁辰看来，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通过三十年探索，总结了几条特有的经验。研究院形式上虽是事业单位，但不定行政级别、不定编制、经费自理，实行企业化管理。在这里，虽然称呼是研究员、主任、常务副院长，但他们都没有编制。

“这个不是一开始设计出来的，说要把一个单位搞成‘四不像’，其实是在探索中慢慢摸索出来的。”刘仁辰坦言。这种“边探索边成型”的特质，恰恰说明了体制创新的本质——不是照搬模板，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迭代、优化。

“四不像”的核心价值在于：既拥有科研机构的学术底蕴和人才资源，又具备企业的市场敏感和效率意识；既承担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职能，又摆脱了行政化的束缚。刘仁辰总结道：“做科研、办企业各有其主线，科研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办企业侧重与市场主体建立联系、实现市场价值。”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中提到了“科研项目经理人制度”，在项目甄选、团队组建、技术路线选择、经费支配等方面给予科研负责人更大权限——这与研究院长期实行的研发平台管理模式不谋而合。以经费支配为例，在相关管理办法之下，科研项目经理人可以根据项目需要灵活安排并快速执行，大大提高了成果转化速度。

研究院控股的深圳市力合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合科创），是其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力合科创深度参与了研究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孵化体系，形成了“有创新资源、懂前沿科技、会转化成果、可赋能企业、能培育产业”的独特能力。

这一体系的分工清晰而高效：研究院设立研发中心，承担研发和科技成果前期转化；力合科创负责成果转化落地、发起设立初创公司并对其进行全方位赋能。从技术验证到团队组建，从资金支持到市场拓展，孵化体系为创新项目提供了“保姆式”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研究院还与各大央国企建立了广泛的产学研合作，目前已与50余家达成合作。由央国企提供创新孵化资金池，共同揭榜挂帅，相关合作成果交由力合科创承接转化。

研究院所处的深圳，也一直以全国领先的力度为其发展“输血”。最新数据显示，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453.1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6.67%，居全国城市第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科技支出年均规模超400亿元，占比超9%；深圳将市科技研发资金的60%以上投向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已突破2.6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333家，跃居全国城市首位。放眼整个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6.9万家——正是这些企业，构成了研究院孵化成果的“买家”和“赛场”。

搭建一座“转化逻辑”的桥梁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内，一家人工智能创业团队的负责人在介绍项目。

在中国科技创新的版图上，从来不缺“从0到1”的原始创新，也不缺“从100到N”的产业规模化，真正缺失的，往往是“从1到100”这个最惊险的跳跃。太多好技术倒在实验室到市场的路上，太多“屠龙刀”找不到那条“龙”。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做了一个长达30年的实验：在高校的“学术逻辑”与市场的“商业逻辑”之间，搭建一座“转化逻辑”的桥梁。这座“桥梁”依托的是体制创新——用“四不像”打破行政壁垒；靠的是需求驱动——让企业出题、研究院答题；靠的是资本赋能——用耐心资本陪伴硬科技长跑；靠的是生态协同——让深圳的产业土壤与清华的学术底蕴发生化学反应。从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到中试平台的工程验证，从产业公司的市场落地到资本市场的价值放大——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这套“转化逻辑”，正在粤港澳大湾区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中加速运转。

2026年5月，广东印发《关于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方案》；6月18日，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明确要求“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实验仍在继续，类似的故事也正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角落发生。

撰文/摄影：《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