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是必答题，但不能只让中国答卷

文 /《中国报道》记者 刘雪云

近日，二十国集团（简称G20）第二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这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最终未能发表联合公报。分歧的焦点，集中在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的一番表态上。

贝森特会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扬言：“世界不能容忍中国拥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方随即在G20上力推一份关于减少贸易失衡的联合声明。

“19 比 1”的“共识”陷阱

据美联社报道，贝森特称中国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障碍，并声称其他19个成员已同意解决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廉价出口”问题，唯独中国表示反对。

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番表述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叙事陷阱。用“19比1”的叙事孤立中国，本质上是将多边场合转化为政治施压工具，与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的精神背道而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陈建伟在接受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贝森特的表态，是将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规模以及内需结构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不平衡，包装成动员强化新一轮保护主义的政治叙事。G20的主席声明将美国单边关税推高的全球贸易成本偷梁换柱为全球共识，实则服务的是美国利益。

无疑，美方利用G20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找借口。

虚高的1.2万亿美元顺差

1.2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被美方反复用作给中国“定罪”的依据。但这约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看似精确，实则模糊。

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以“最终产品原产地”口径计算顺差已严重失真。中国出口的大量产品是“全球生产、在华组装、面向世界”，一件标注“中国制造”的产品往往承载着欧美的设计、日韩的零部件等。在以原产地为基础的传统统计体系中，中间品会被多次重复计算，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虚高。

数据更为直观。2025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27%、顺差的16%，顺差和利润增速都快于本土企业，相当一部分顺差收益流向了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资本。

与此同时，美方将中国顺差归因于“非市场经济下的廉价出口”，同样经不起检验。中国的进出口本质就是市场行为，中国更未强迫任何经济体购买中国产品。此外，中国出口的很多产品，本身也是当地经济体切实需要且符合当代经济发展方向的。

“低价论”更是典型的归因偏差。陈建伟强调，中国产品的低价是超大市场规模摊销固定成本、完整配套降低协调费用、干中学提升生产率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绝非“非市场”三字能够概括。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中国已经从简单的来料加工转向基于完整产业链的高附加值产业，出口结构正迈向人工智能、电子装备、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

此外，把中国顺差直接扭曲为世界经济增长障碍，忽略了进口国消费者福利提升、下游产业成本下降，以及中国出口光伏、动力电池、电动车等产品极大降低全球绿色资本开支负担等事实。

“中国生产率提升与持续开放，正为全球提供可贸易的制造能力与绿色技术，这是中国贸易顺差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陈建伟说，用“唯独中国非市场”来解释全球相对价格，是极大的偏见。

把双向结构问题简化为单一责任

更深层次的问题，美方却在G20上绝口不提。

据罗马尼亚《布尔萨报》报道，美方发布的主席宣言同时呼吁“长期存在财政赤字的国家刺激国内储蓄并整顿公共财政”，这显然指向美国自身。换言之，即便在美方主导的文本中，也承认了顺差国与逆差国的双向责任。然而在贝森特的公开叙述中，“整顿公共财政”的内容被悄悄隐去，只留下对中国的单向指责。

数据显示，今年3月，美国联邦债务已突破39万亿美元，今年秋季美国国债将突破40万亿美元；预计2026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1.9万亿美元，占GDP的5.8%，到2036年，赤字将扩大至3.1万亿美元，占GDP的6.7%。在美国自身财政赤字不断膨胀的背景下，仅靠施压贸易顺差国解决贸易逆差，无异于缘木求鱼。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早在1960年提出的“特里芬难题”，就点明了美元霸权的结构性困境：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必须通过持续的贸易逆差向世界输出美元。然而，长期逆差又会导致美元信用动摇、币值不稳。为了保持美元币值稳定，美国又得保持贸易顺差。因此，提供流动性与维持币值稳定之间不可兼得。

谁在制造真正的“经济失衡”？

8月23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IPP第十三届国际会议上强调，中美贸易与科技之争只是表象，深层症结在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始终未获修复的世界经济失衡。从中美两国的情况来看，世界经济失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还在加剧。

罗马尼亚《布尔萨报》称，贝森特承认华盛顿的高关税减少了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却也促使部分贸易流向欧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因此，他建议G20成员效仿美国，利用关税和其他措施来打击贸易失衡。

将“再平衡”工具化为针对某一国的单边施压和规则排斥，只会加剧全球性保护主义与全球经济碎片化。正如德国财长克林拜尔在G20财长会上所言，“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方关税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

在陈建伟看来，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欧各自储蓄—投资结构差异与美元“吸收器”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顺差绝非唯一来源。全球经常账户余额走阔，既有中国消费率偏低、制造业供给能力强的因素，也有美国财政赤字与低储蓄，以及部分欧洲经济体投资不足等因素，缺任何一方都难以形成今天的格局。

解决全球失衡，需要各国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逆差国削减财政赤字，顺差国适度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G20会议上的这一主张，比单向施压更接近问题本质。

“再平衡靠的是全球共同的调整行动，中国提高居民收入与社会保障以提升消费率，美国提高国民储蓄并收敛财政赤字，欧洲用投资而非壁垒去消化转型，而不是把关税从双边范畴扩展成俱乐部规则。”陈建伟说。

中国商务部已明确表态，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扩大内需、推动创新产业发展——这些正在推进的结构性调整，才是应对全球经济“再平衡”关切的务实路径。

(《中国报道》2026年10月刊）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