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顶”扩大内需

文/《中国报道》记者 李士萌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26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八个坚持”重点任务，其中排在首位的是“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中，总书记对为什么要扩大内需这一重大问题作出深刻阐述，强调“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

扩内需为何排在八项重点任务之首？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GDP从2020年的10632美元提升至2024年的13445美元，连续两年超过1.3万美元，已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

“综合考虑202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汇率变化情况，我国可能很快就要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经济发展又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罗立彬判断。

站在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前，如何让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拉动经济的马车各自发挥优势，带动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需要全局性的战略考量。

新的发展阶段需要配合新的增长引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的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同时，我国正经历人口结构总量负增长、深度老龄化、城镇化进入中后期、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深刻变革，这些因素也决定了我国不能再走“高投入、高消耗”的老路，必须通过扩大内需和消费需求来培育新的增长引擎。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王微在国是论坛2025年会上表示，在高收入发展阶段，消费的增长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稳定锚。

美国便是最典型的代表。美国依托其约占经济总量七成的庞大消费市场，奠定了经济稳定的基石，并以此维系全球影响力。

2025年12月18日求是网发布的评论文章指出，大国经济要达到更高发展水平，必然要经历从依赖外需到内需主导的深刻转型。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战略抉择，更是中国作为大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尤其是中美战略博弈长期化，外部需求波动加大，我国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也是‘用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一种保证。” 罗立彬说。

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如何提振内需和消费？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陈耀认为，将“增收”作为激发内需的基础性任务，是抓住了关键矛盾。

“根据2025年1—11月数据来看，2025年我国‘供强需弱’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国际贸易的增长空间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掘，但物价处在低位、产能利用率不足，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凸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范志勇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陈耀分析指出，我国目前内需和消费不足是周期性困难与结构性矛盾交织的结果。周期上，我国居民收入预期偏弱，预防性储蓄上升，消费意愿受限。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负担较重、市场秩序不规范、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等因素抑制了即期消费意愿。此外，房地产市场调整拖累了相关产业链和家庭财富效应。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则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具体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依然明显，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导致消费潜力难以充分释放。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也指出，消费能力对提振消费非常重要。但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相对偏低，尤其是其中的财产性收入偏低。

近些年，国家一直在密集出台促消费政策，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一级教授高培勇看来，提振消费的根本发力点在于稳定和改善人们对未来收入与财富积累的预期，政策不能仅停留在短期刺激，更需通过深化制度改革，增强居民长期的消费能力。

制定与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正是着眼这一根本发力点。陈耀表示，制定与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应优先从促进更高质量就业入手，稳住收入基本盘。尤其要重点扶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和平台经济。

罗立彬认为，稳就业需要对就业覆盖面大的重点领域进行治理，比如灵活就业人群较大，据有关统计已经达到2亿人，未来规模可能还会上涨，因此必须重视这部分人的收入和福利水平。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在罗立彬看来，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鼓励市场集中度较高的平台企业开展良性竞争，通过改变市场竞争结构来增加平台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这一点在2025年的外卖和闪购领域已经有较明显的体现，对于其他领域也有启发。

陈耀认为，实现城乡居民增收还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例如，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使农民获得更多资产性收益；拓展资本市场广度和深度，提高居民通过股市、基金、债券等方式参与经济增长的回报；探索股权、知识产权等要素参与分配机制，激发技术与管理要素活力。

完善社会保障也是推进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的重要维度。范志勇表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应该主要依赖二次分配，扩大财政支出，特别是扩大中央财政支出，而非一次分配。通过税收调节（如优化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社保扩面提标等方式，稳定居民支出预期，提升消费倾向。可针对养老、育儿等痛点，推出专项补贴与服务供给，释放刚性消费潜力，把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消费提振深度绑定，减少内卷式资源消耗，真正把公共投资做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

释放服务消费潜能

2025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1—11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增速。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提升。文化和数字消费供给持续优化，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延续两位数增长，生活服务消费数字化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信息服务消费持续快速增长，服务消费品质化、个性化特征更加明显。

与此同时，政策形成合力支撑生活服务消费市场提质增效。2025年以来，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修订发布。养老等生活服务业领域准入环境持续优化，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提高，消费服务标准和认证体系统一性提升，跨区域消费壁垒进一步打破。

受访专家在建言献策“坚持内需主导”着力点时，服务消费是其中的高频词。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服务消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国和发达国家经历的历史阶段不同。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工业生产能力迅速提升，各个产业的劳动密集度都呈现下降趋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持续减弱。加之我国人口规模巨大，仅靠外需或者仅仅占据个别产业的高端市场不足以支撑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范志勇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现阶段我国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更需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服务类的消费需求。

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此前撰文指出，服务消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是促进供给优化、加快产业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牵引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9%。罗志恒将中国跟美国的居民消费率对比发现，中国与美国相差28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和美国的商品消费占GDP的比值大致相当，28个百分点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服务消费上，例如高端医疗、高端养老、文化旅游、家政服务等方面，中国的服务消费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服务消费需求的释放，除受限于消费能力，也受限于我国目前高端、高质量服务产品供给不够。

罗志恒以养老床位为例指出，当前存在一个突出矛盾，一方面养老床位总体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却有大量床位空置。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许多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质量与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期待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除了高质量服务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外，罗立彬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相对偏长，对服务消费的释放也有较大约束。可以进一步完善假期制度，在下半年增设一些新的假期或延长法定节假日时长。

“假期时间的增加，一方面有利于实现更加均衡的供需循环，另一方面，中产以及更高收入的群体有时间去旅游消费，也为中低收入群体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罗志恒表示。

“扩大服务消费与缩短劳动时间密切相关，未来应该在不断改善收入分配的同时，缩短劳动时间，告别内卷式增长。”范志勇说。

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数据也显示，中国居民消费在某种意义上倾向于满足基础型消费需求，文化娱乐等改善型消费占比相对偏低。

罗立彬建议，对于文化娱乐等一些服务消费观念提供正向的舆论引导，正确认识快乐消费对于人们美好生活追求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与此同时，全面梳理限制消费的政策，破除不合理政策对于消费场景的束缚。

(《中国报道》2026年1月刊)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