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亚洲新战略能走多远？

文/杨悦  季锦海

2025年12月5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与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谋求整合盟伴、进行体系化大国竞争不同，报告在亚洲部分摒弃了以往的价值观叙事，转而将亚洲定义为实现“美国优先”的角力场，展现出一套更为直接且更具交易色彩的战略逻辑，标志着美国亚洲新战略的正式出台。

亚洲成为“美国优先”的经济棋盘

报告彻底清算了过往以推广民主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叙事，毫不掩饰地将亚洲定位为“美国优先”的经济棋盘，不仅对美国长期倡导的“重返亚洲”作出了重大修正，还推动其战略目标从自由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向经济民族主义与战略收缩转变。

报告在亚洲章节开篇即以“赢得经济未来，防止军事对抗”定调，体现了美国政府将经济竞争置于核心地位，同时在军事上采取更为审慎的克制姿态。亚洲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其是决定美国繁荣的“关键经济与地缘政治角斗场”，而亚洲安全是保障美国繁荣的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与其说报告是一份地缘战略蓝图，倒不如说是实现“美国优先”的“商业计划书”。

在亚洲经济棋盘上，美国的落子透露出浓厚的交易主义色彩。具体表现为既意图重塑贸易规则又着力攫取实际经济利益。报告将平衡对华贸易和保障供应链安全置于核心地位，指责所谓“国家主导的补贴”与“不公平贸易行为” 损害了美国工人与产业利益，矛头显然指向中国。基于这一认知，报告承认中美“近乎对等”，主张“以互惠公平为优先原则”重塑中美经贸关系，并试图以美国市场准入为筹码，单方面重写贸易条款，确保美国在任何交易中都能占据绝对有利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援引了汉密尔顿的立国理念，强调美国决不能在国防与经济命脉所依赖的原材料和关键部件上受制于人。为此，报告不仅提出要“扩大对全球关键矿产和材料的获取”，更将此举置于抵御“掠夺性经济行为”和防止“威胁美国供应链”安全的战略框架之下。

此外，攫取经济实利的逻辑则更为直接且不加修饰。报告将外交与安全政策高度工具化，旨在服务美国商业版图的扩张。根据报告内容，美国意图将“盟友体系整合为统一的经济集团”，以此来维持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具体包括：通过深化“四方安全对话”框架内的协作以拓展与印度的商业关系；强化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维护美国经济竞争力并激发创新动能；防止任何单一竞争国家实现霸权。报告强调，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仍握有主导权，可凭借“高科技合作、防务采购准入及美国资本市场开放”等一系列筹码撬动伙伴国决策，使其战略天平向美国倾斜。因此，报告将2025年5月特朗普访问波斯湾沿岸国家、推销AI技术并深化安全合作的做法视为“技术换忠诚”的典型操作范式。

交易思维重塑美国亚洲安全战略

与经济上积极进取的姿态不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亚洲安全战略呈现出明显的“降低成本、转嫁责任”的交易思维。报告明确要求亚洲“盟友必须加大防务投入”，尤其敦促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提升军费、开放基地与港口基础设施。特朗普政府亚洲安全战略的核心逻辑在于，相较于追求绝对优势或力量投送的“进攻性威慑”，着力打造一个美国居中主导、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的“拒止性威慑”更具性价比。

在东北亚方向上，报告将日本和韩国定位为成本分摊与前沿行动的关键支点。通过大幅提升两国防务开支，美国试图将其推向“拒止性威慑”的最前沿，承担起监控、巡逻乃至在冲突初期阻滞对手的主要任务。此举旨在将美军从昂贵且高风险的前沿常态对峙中解放出来，转而专注于掌握更高层级的指挥、控制、情报和远程打击能力。换言之，美国提供的并非无条件的安全庇护，而是一份以盟友真金白银和更高战略风险为代价的“高额保单”。

在东南亚方向上，报告的战略意图与资源投入严重失衡。尽管在报告中美国将东南亚定义为与台湾相关的“独立战区”及“确保南海航道畅通无阻”的协作伙伴，鼓励东南亚国家“在集体防御上投入更多资金”，但未能同步构建一个具有足够政治吸引力和经济包容性的多边合作框架，试图以最低的投入换取对方最大限度的配合。不仅如此，报告对东盟只字不提，对菲律宾、越南等关键“南海主权声索国”亦未作任何专门论述，反倒单独提及特朗普所宣称的“柬泰和平声明”功绩，“东盟中心”地位面临削弱甚至边缘化风险。

在南亚方向上，报告呈现出明显的战略收缩与彻底的功利化转向。相较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将印度高调定位为“印太战略支柱”与“全球性领导大国”，以及拜登政府突出与印度的“主要防务合作伙伴”关系，此份报告的论述则显得克制且务实。报告不再渲染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或宏大的战略愿景，而是聚焦具体议题，并明确要求印度分担战略成本。这一措辞上的趋冷，折射出“美国优先”背景下紧密的伙伴关系已然让位于即时的利益交换。

此外，为塑造“和平总统”形象，报告特别提及特朗普“斡旋解决了8场冲突”，其中包括2025年5月的印巴冲突。然而，印度总理莫迪此前多次公开否认特朗普或美国政府发挥的“斡旋作用”，强调停火是印巴两国通过对话直接达成的成果。

报告还谈及台湾问题，将“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视为美国政府所谓“阻遏台海冲突”的优先事项，强调要在“第一岛链”尤其是台湾海峡强化与盟友协作。在政策宣示上，报告总体上延续了“不支持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传统表述，试图在强化军事准备的同时保持一定的战略模糊空间。与以往报告的表述相比，此次报告特殊之处在于设定了明确的行动边界，即所有威慑举措的最终目的是“避免将对华关系推向全面军事对抗”。报告对台战略价值的界定，也超越了以往常见的全球半导体关键地位论述，突出其“分隔东北亚与东南亚战区、控制第二岛链”的地缘价值。

总体而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亚洲安全战略彻底告别了以民主价值观认同和深度安全绑定为基础的传统同盟管理模式，代之以一套高度功利与交易性质的“安全外包”逻辑。这种高度工具化的处理方式，虽可在短期内压缩美国的直接支出，但长此以往必然侵蚀同盟的信任基石，也由此框定了美国亚洲新战略的现实边界。

三重困境

框定美国亚洲新战略的现实边界

虽然报告清晰地勾勒出了美国亚洲新战略的地缘战略蓝图，但三重困境也使其前景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一是面临经济脱钩与自我反噬的困境。报告意图通过产业回流、技术脱钩和高额关税重塑亚洲经济秩序，确保美国利益最大化，却回避了经济民族主义与相互依赖现实之间的矛盾。首先，“美国优先”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强行推动对华经济脱钩无疑会显著推高美国自身通胀与生产成本，飙升的国防开支也可能挤占社会福利支出，加剧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其次，无论是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还是维持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领先地位，美国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完成。从台湾地区尖端半导体制造，到东南亚的装配网络，再到整个地区庞大的消费市场与创新生态，无不显示着这种深刻的相互依赖并非短期政策可以轻易斩断。强推关税和脱钩的政策工具，恰恰在损害美国自身及其伙伴的经济利益。一旦“美国优先”被解读为盟友利益受损，其经济战略的向心力也将大打折扣。

二是面临战略收缩与深度介入的困境。首先，在国内政治日趋内顾、财政压力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希望从成本高昂的前沿对峙中抽身，将一线防御责任转移给盟友。其次，为维系自身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避免出现地区权力真空，美国又无法真正从这个关键区域抽身。为此，其反复强调对“第一岛链”的安全承诺，同时强迫日本、韩国大幅提升军费开支，并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承担主要责任。然而，这种混乱信号势必会加剧盟友的战略焦虑和对美国承诺可靠性的怀疑。其结果可能不是更紧密的依附，而是刺激寻求更大程度的战略自主，甚至主动探索独立的危机管控机制，以避免自己卷入无法控制的冲突。换言之，美国可能意外催生一个更加多极化、更难驾驭的亚洲安全格局。

三是面临责任转嫁与联盟信任的困境。交易主义的功利逻辑将不断侵蚀美国长期战略所必须持有的信任资本。无论是将技术合作视为换取忠诚的筹码，还是将安全承诺与盟友的防务贡献明码标价，都在传递一种“美国不值得信任”的政治信号。这种模式或许能带来单笔交易的收益，却会导致美国丧失维持联盟政治所必须的互信。届时，美国面对的可能不是一个听其号令的同盟，而是一群心思各异、讨价还价的“伙伴”。

不难看出，报告所勾勒的蓝图因其内在矛盾显露出了难以逾越的现实边界。亚洲的未来，终将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和国家共同书写。美国的亚洲新战略或许不仅无法实现其以更低成本巩固美国霸权的初衷，反而成为加速削弱美国在亚洲主导地位的催化剂。

作者杨悦系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季锦海系外交学院国家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报道》2026年1月刊)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