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胡鞍钢：五年规划何以成为中国发展“方法论”？

2026年全国两会于今日拉开帷幕。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是其中一项重要议程。这不仅是擘画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施工图”，更是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一步。

近日，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旗下《中国（韩文）》杂志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名誉院长胡鞍钢。作为中国国情研究的开拓者，胡鞍钢深度参与多个五年规划的编制与研究工作。在专访中，他为我们系统阐述了五年规划如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坚实“台阶”，支撑并推动中国发展形成独特的成功路径与实践模式；深入剖析“十五五”规划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核心挑战；并在超越“中国冲击”的外部叙事之外，揭示了一种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发展观逻辑——这不仅关乎中国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也关乎国际社会如何共同塑造21世纪的未来。

《中国（韩文）》：什么是“五年规划”，其核心目标是什么？

胡鞍钢：“五年规划”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法论，它由早期的“五年计划”演变而来。

我于1953年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中国也正是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我的父母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便投身于鞍山钢铁集团的建设，而钢铁工业正是“一五”计划中的重大工程。为此，他们为我取名“鞍钢”。

截至目前，中国已连续实施了十四个五年计划或规划。我先后担任“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一直跟踪研究五年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此后的“十四五”规划与“十五五”规划，我也持续开展了相关研究。我认为，中国成功的一个“秘诀”就是五年规划。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时提出一个基本的思想，即“台阶论”。我们研究发现，五年就一个“台阶”，两个五年，构成一个“中台阶”；三个五年，则是“大台阶”。中国式现代化正是沿着这样一步一个台阶的路径，稳步向前推进的。因此，我将“五年规划”定位为中国最大的“国策”之一。

《中国（韩文）》：2035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年份。为实现这一目标，五年规划将如何发挥作用？

胡鞍钢：显然，五年规划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什么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的定义比较简单：就是人均GDP及相关发展指标，总体上应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若以OECD国家为参照，这一水平可大致对应OECD国家人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目前，OECD共有38个成员国。根据我们的评估，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我国已开始进入OECD国家人均GDP的“门槛”区间——即接近排名靠后成员国的水平。到了“十五五”规划，我们将再上一个大台阶，推动更多省份和地区达到更高发展水平。到2035年，我可以这样说，中国将基本达到OECD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

这背后的全球意义何在？OECD国家的发展历程经历了200-300年。而中国从1949年算起，到2035年只用大约85年时间，就将推动近14亿人口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

这对人类发展是一个重大贡献，也为南方国家——即非OECD国家，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韩文）》：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勾勒“十五五”时期的战略蓝图，会是哪些？同时，站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间节点，中国经济又面临哪些核心挑战？

胡鞍钢：“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发展”包括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高质量的科技发展、高质量的社会发展，以及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推进节能减排。

对中国而言，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面临的重大挑战，仍然是如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如果说“十三五”期间我们打的是“消除绝对贫困的攻坚战”，那么“十五五”要打的就是“碳排放达峰并有所下降的攻坚战”。我把这场攻坚战总结为绿色发展、绿色革命、绿色创新。我认为，这“三个绿色”将成为“十五五”规划至关重要的指挥棒，这也将为全球做出绿色贡献。

习近平主席已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中国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碳排放达峰对任何国家都是巨大挑战，大多数OECD国家虽已实现达峰，但作为仍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大国，中国要在2030年前，也就是“十五五”期间实现达峰，甚至力争达峰后进一步有降。

为什么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已经观察到，中国的能源弹性系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同时中国的绿色能源发展规模已位居世界首位。实现2030年碳达峰，意味着我们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探索出一条与碳排放脱钩的新模式，这必将推动一场前所未有的绿色发展、绿色革命、绿色创新。

因此，我将当前阶段的发展观概括为“第二代猫论”。过去我们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强调的是发展；今天我们要说，“只有绿猫，才能在抓住老鼠的同时实现减排”，追求的是发展与可持续的统一。

《中国（韩文）》：五年规划越来越受到韩国社会的关注，但心态也呈现多面性。一方面，韩国消费者从中国高性价比的跨境电商产品、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中，收获了便利与实惠；另一方面，在制造业、半导体、动力电池等关键产业板块，也弥漫着对中国同类产业迅猛进阶、规模壮大的忧虑，恐其压缩自身的市场空间。摒弃“零和博弈”的固有逻辑，您觉得“十五五”规划将给韩国企业带来哪些合作可能，韩国企业与普通民众，若想依托中国规划，洞悉发展趋向、紧握发展契机，应完成怎样的思维视角转变？

胡鞍钢：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实现了5.0%以上的经济增速。这一增速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处于较高水平。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大约在3%左右，中国仍高于世界平均增速。

由此也会产生经济学意义上的“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首先影响周边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等，也对更广泛国家产生影响。从外部视角看，这常被称为“中国冲击”（China Shock），但这种影响总体而言是正面大于负面。

所谓正面影响，中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高技术中心和服务贸易中心之一，为周边国家带来了重要的增长效应；当然，也会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但我们主张这是公开、公平的竞争，而不是依靠关税壁垒或贸易战等手段。

“十五五”规划是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规划，其宗旨是互利共赢。当前中国出口规模和贸易总额已居世界首位，2024年出口占全球比重已超过13%，未来还可能继续上升；但进口占比仍只有10%左右。为此，“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进一步降低货物贸易关税，这对韩国等重要贸易伙伴是有利的，尤其在服务贸易等领域，韩国具备一定优势。

当然，国内可能也存在疑问：大幅扩大进口是否会冲击本国制造业和市场？我的看法是，我们不仅从生产者角度考虑，更要从消费者角度出发。中国有14亿消费者、约5亿家庭，消费潜力巨大。如果不降低关税、不开放市场，全国人民就无法充分享受全球优质产品与服务。扩大开放，全体人民是最大受益者。

当然，国内生产企业会面临外部竞争压力，但这种压力未必是坏事。它会倒逼企业不断提升产品创新水平与质量。服务业，特别是可贸易的服务业，也需提高自身竞争力，方能在开放环境中立足。

中国的新一代年轻人学习与适应能力很强。越开放，越有助于增强我们利用国际市场、开拓市场的能力，也能更好地借助全球服务贸易、出口贸易等渠道发展自己。

总的来说，中国主张共赢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只有通过双边、多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发展才可持续。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