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记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面对国际局势深刻演变、地区冲突持续升温、保护主义逆流抬头、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复杂局面,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大国关系、周边格局、国际热点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判断和政策主张。

中国网 伦晓璇 摄
记者会释放的最鲜明信号,是中国外交继续把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作为自身的核心国际功能。王毅在开场时指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变革动乱相互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而中国外交则要“坚定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坚定反对一切单边行径和强权霸凌,坚定恪守并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坚定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一边”,并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
这一表述并非单纯的原则宣示,而是对当前国际环境的直接回应。近期外交部相关表态同样反复强调,在国际关系逆风乱流中,中国要“持续为变乱交织世界提供稀缺的确定性”。这表明,向世界“提供确定性”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作用。
01. 大国关系:“稳定性源于共同利益,确定性来自互利共赢”
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身体力行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记者会上,王毅谈中美关系时提出判断:中美“都改变不了彼此,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相处方式”。中方给出的路径是“秉持相互尊重的态度,守住和平共处的底线,争取合作共赢的前景”。这也是中国一贯的立场——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并不是零和博弈,也不是被动承压,而是在坚持原则基础上的主动塑形。一方面,中方明确欢迎高层交往,强调“今年确实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希望双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推动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志性年份”。另一方面,中国也明确反对将台湾等核心利益问题作为交易筹码或战略试探对象。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这一红线不容逾越或踩踏。
在中俄关系上,中国继续强调战略协作的稳定性。王毅表示,中俄关系之所以“风雨不动安如山”,根本在于其建立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之上,并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一表述有两层含义:其一,中俄关系被界定为新型大国关系,而非其他国家那样的传统军事同盟;其二,中俄合作的重要价值在于共同反对单边霸凌、维护国际规则和战后秩序。在当前国际体系面临强权政治冲击的背景下,中国借中俄关系传递的,不只是双边稳定信号,也是对多极化方向的制度性支撑。
对欧洲,中国释放的则是“伙伴而非对手”的信号。王毅指出,中欧关系“稳定性源于共同利益,确定性来自互利共赢”,并明确表示欧洲是“多极格局中的当然一极,是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在不久前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王毅外长同样强调“中国和欧洲都是多极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极”“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更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并不是把欧洲简单放入中美竞争框架,而是希望推动欧洲形成更加独立、务实、平衡的对华认知,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形成更大的稳定力量。
02. 地区冲突:“拳头硬不等于道理硬,世界不能退回丛林法则”
如果说大国关系体现的是中国外交的结构布局,那么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回应,则更直接体现出中国外交的行动逻辑。
围绕伊朗和中东局势,王毅在记者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主张“停火止战”,并进一步概括了五项原则:尊重国家主权,不得滥用武力,坚持不干涉内政,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大国要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一表述,是中国处理中东问题乃至普遍热点问题的标准框架。尤其是“拳头硬不等于道理硬,世界不能退回丛林法则”“策划’颜色革命’、搞政权更迭不得人心”等说法,既是对当前局势的鲜明判断,也明确划出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规范边界。
更重要的是,这种立场并非停留在宏观原则层面,而是已经体现在近期密集外交斡旋之中。3月3日至5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多次介绍,王毅已先后同俄罗斯、伊朗、法国、阿曼、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国外长通话,强调“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回对话谈判”“共同反对单边行径”,并明确表示中方将派中东问题特使翟隽访问中东,为推动局势降温作出积极努力。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平民伤亡、民用设施遭袭等问题,中方也连续发声,反复强调能源通道安全、平民保护和国际法义务。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国仍然坚持鲜明的国际公义立场。王毅指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只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合理方案,那就是‘两国方案’”,并强调联合国应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国际社会不能接受巴勒斯坦问题再度被边缘化。”这一表态延续了中国长期以来支持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的立场,也反映出中国对热点问题的一个基本取向:反对绕开国际法和联合国框架另搞机制,主张通过公认的政治方案推进长期解决。
在世界不确定性加剧、冲突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中国更强调以自身外交理念的稳定性、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和国际立场的可预期性,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确定的方向感。

图源:人民画报
03. 周边外交:“中国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发展繁荣的发动机”
记者会上,王毅强调中国“始终把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指出中国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发展繁荣的发动机、亚洲共同价值的践行者”。
对于南海问题,中方的表述尤其值得关注:王毅称“和平、合作、友好才是南海的新叙事”,并表示“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已进入关键阶段,各方期待于今年内完成磋商。过去一年,南海合作保持良好势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深入探讨海上共同开发,同马来西亚举行海上问题双边对话,同越南开展渔业可持续发展合作。这里传递出的政策信号非常清楚:中国在周边事务上既要坚定维护主权和海洋权益,又更强调制度化管控分歧、区域内协商解决问题,而不愿让外部力量将周边推向对抗前沿。
中日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中最复杂、也最具战略敏感性的双边关系之一。它既受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原则性议题牵动,也深嵌于亚太安全格局和大国关系联动之中。记者会上,王毅在回答日本媒体提问时明确指出,“中日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日方的选择”,并特别提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和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两个重要历史节点。当前中日关系的症结,不仅在于涉台言论和安全焦虑升温,更在于日本国内部分政治力量试图淡化侵略责任、松动和平约束。中日关系能否止跌回稳,关键不在口头“对话”,而在日方能否真正以史为鉴,避免让历史阴影再次投射到现实地区格局之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周边的这种政策思路,并没有停留在地理意义上的“邻国外交”层面,而是在更大范围内延伸为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逻辑。对于全球南方,中国则强调“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
王毅指出,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中国愿同南方国家一道,用好多边平台,为和平发声、为发展加油。这一定位,与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全面实施对非100%税目产品零关税等政策安排一道,构成了中国外交当前最具扩展性的外部依托。
这说明,中国正努力把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从传统政治支持与经贸往来,提升到共同塑造国际秩序、共同争取发展权与代表权的新阶段。
04. 全球治理:“不认同‘大国共治’的逻辑”
记者会的另一个突出看点,是中国对全球治理和多极化秩序的系统阐释。王毅介绍全球治理倡议时特别强调,其核心理念是“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并指出这一倡议“迅速得到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他还强调,联合国“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应当加强、不能削弱”,反对“脱离联合国另起炉灶、单搞一套,甚至拼凑各种小集团、小圈子”。
这一系列表述,一如既往表明中国当前并不是要另起一套排他性国际体系,而是要推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尤其是增加全球南方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这也是为什么王毅在回答所谓“中美共治”问题时明确表示,中国“不认同‘大国共治’的逻辑”,因为“这个星球上有190多个国家,世界历史向来由各国共同书写”。随之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建设“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所谓“平等”,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所谓“有序”,则是各国都要遵守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基础的国际规则。
这也是中国对未来国际格局的主张和期许:既反对单极霸权,也反对少数大国垄断世界事务;既主张多极化,也强调多极化不能沦为无序竞争,而应建立在规则、公道和法治基础上。
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相对应的,是“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面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王毅在记者会上明确批评“个别国家大搞关税壁垒、脱钩断链,无异于抱薪救火,最终将反噬其身”,并重申中国将坚定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和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因此,未来国际竞争会更激烈,全球化会更曲折,但中国不会转向封闭和保守,而是继续把开放作为稳定世界经济、提升自身发展质量的重要工具。
正如王毅在记者会最后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所说,今天人类真正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战乱、贫困、饥饿、不公”;而中国的选择,是不复制传统大国争霸扩张的老路,而是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作者 | 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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