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改革开放再出发新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在新形势下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全面开放的“领头羊”。

文︱《中国报道》记者 张利娟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已发布月余，但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粤港澳大湾区在整个中国下一轮改革开放格局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看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的关系等问题依旧是各方热议的焦点。

创新是灵魂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举措，也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实践创新。

最终，中央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确定了五个方面：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远景目标还是战略定位，宜居宜业宜游都成为《规划纲要》中的一个亮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编制组核心成员王福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王福强表示，经过40年的发展，珠三角地区积留了一些深层次矛盾，透支了环境的容量，后续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补足生态环保这一短板。对港澳民众而言，相比大湾区经济，他们可能更为关注的是这个地方是不是生态环保，是不是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湾区。因此，建设一个生态湾区、绿色园区、人文湾区、教育高地和健康园区、民生湾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前瞻性愿景。

除了宜居宜业宜游这一定位亮点外，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王福强看来是五大战略定位中的重中之重。“粤港澳大湾区当前的核心竞争力是世界制造的中心，它的竞争力未来则会体现在创新方面。”

王福强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北京、上海的科创中心定位不同，北京的科创中心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因为有大院大所，有很好的国家级科创资源。上海的科创中心则更加重视国际影响力，发挥上海的影响力，整合国际国内的创新资源，提升科创能力。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中心则定位为协同创新，重点就是要利用好港澳的创新资源，整合国际的产业资源。整体来说，北京和上海更多是在创新链的前端，大湾区的科创中心在创新链的后端。因此，除了地域的协同以外，还有创新链条的协同。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下一步则需要做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协同创新、区域创新。”王福强说。

新格局“领头羊”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中国的北部、中部各有一个国家战略在支撑发展，而南部则缺少这样一个战略，这对广东的发展而言是一个短板，亟须补上。

王福强认为，现在的全面开放与以前的开放不同。以前的开放，更多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型开放;现在的开放，更多是规则制度型开放。在这种转变的背景下，就需要向国际先进规则体系和先进制度学习。港澳有先进的制度体系、发达的市场规则、成熟的信用保障、通达的国际渠道等，这些都值得内地学习。通过向港澳进行制度现代化的学习，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就可以探索形成大湾区的先进制度体系。

此外，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需要一个创新发展的平台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示范带动泛珠三角区域，甚至是引领整个中国更高质量地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在新形势下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全面开放的“领头羊”。

“大湾区的开放性、包容性、市场化特质，最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新平台。既能有效应对国际压力，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又可以牵引带动国内产业的转型升级;大湾区在新业态、新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如在5G应用、移动支付、人工智能、云轨技术等方面，都可以争取引领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发展;新一轮改革面临的问题需要试验田进行探索，而大湾区可以承担这种功能，总结出的创新经验再辐射推广至全国。”王福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一带一路”支撑区

王福强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最早是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提出来的，但并无实质内涵，只是从推动港澳等地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的角度泛泛提出。随着形势的变化和认识的深化，大湾区与“一带一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王福强向《中国报道》记者解释说，从区域上来说，大湾区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交叉地带，是“一带一路”的支撑区。从功能上来说，大湾区在参与“一带一路”时，要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区域乃至西南、中南。对外则会辐射带动东南亚、南亚等区域。

此外，大湾区有通达的国际网络和庞大的华侨群体，是整个中国对外联络最密切的区域，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来源。

“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香港、澳门同内地优势互补、一起发展的历程。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仍然要利用好港澳元素，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契机，进一步学习借鉴港澳在体制机制和国际投资商贸活动中积累的经验，强化三地政府、商会、企业间的精准对接，加强政策交流，沟通项目信息，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等，紧密合作共同开发‘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王福强说。

对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

深刻认识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意义

中国报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是总书记系统分析国内外总体形势，准确把握改革整体进程，前瞻擘画中国发展总体蓝图而提出的先导战略。在您看来，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认识大湾区的战略意义?

王福强：准确认识大湾区的战略意义，首先要对标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历史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这种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是先进制度支撑的现代化，大湾区这个平台就是要进行全面制度现代化的新尝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当今世界的冲突，更多是不同文明的冲突，大湾区内有不同的文明形态，有英语、葡语等多种媒介，有侨眷、侨乡等各类桥梁，有通达全球的国际网络，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地。在这个平台上探索文明和谐共处的新形式，再适用到“一带一路”建设中解决不同文明的冲突，本身就是大湾区对于国家、对于人类的贡献。

其次，大湾区的战略功能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从中央层面的战略考量来说，经济层面的功能是重要的，但不是首要的。地方在切入大湾区战略的时候，一定要准确理解这一点。具体来说，有几个方面的战略目标。一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以维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二是作为高质量发展平台承担改革开放再出发重任。改革到了这个节点上，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从内地来说，整体上处在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过程中，存在以邻为壑、低质重复、环境污染等问题，制约了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从港澳来说，香港的社会问题突出，澳门发展空间狭小，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非常脆弱。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就需要一个平台进行突破、进行压力测试，为后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经验。

同时，改革再出发需要探索改革新路径。我们不缺改革方向，不缺改革动力，但缺改革空间。如何形成这种改革空间，让改革者愿意改、敢于改、乐于改，就需要一个平台来试验。要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就开放内容来说，我们的开放还有许多滞后领域;就开放阶段来说，我们从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型开放的阶段，进入了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阶段。配合这个转变，就需要及时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只有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服务业才能做大做强，才能真正形成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中国报道：广东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责任主体，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将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王福强：广东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责任主体，要紧密对标大湾区的战略使命，认真分析影响大湾区建设的制约性因素，找准参与各项建设任务的切入点，以港澳所需、湾区所向、广东所能为基本出发点，及时谋划、出台具体的行动措施。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要围绕十个方面做好基础支撑。从人流畅通、物流畅通、资金流畅通、信息流畅通、资质互认、标准对接、治理协同、民生合作、税制改革、空间拓展入手，推动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这十个方面的政策是涉及大湾区行稳致远发展的本底性政策，是未来政策支持的重点。目前，以规则相互衔接为重点，广东已拟定了《实施意见》和《三年行动计划》，加快编制大湾区建设专项规划，加强设施“硬联通”和机制“软联通”。下一步，结合大湾区的战略使命，要扩张政策适用对象，不仅包括港澳居民，也要包括台湾居民。

二是切实配合解决制约港澳发展的相关问题。港澳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广东要主动配合港澳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港澳发展面临空间受限问题，急需到内地拓展发展空间，包括物理的居住空间和产业发展空间。对此，广东就要积极回应，与港澳协同，一起谋划具体平台。

三是在大湾区共同利益交汇点上发力。广东要通过协同港澳共建生态湾区、绿色湾区、健康湾区、人文湾区、休闲湾区、教育高地，构筑一个高品质生活圈，形成一个生态文明样板。同时，建设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港澳获取发展新动力的重要路径，广东要积极配合，在共建科创中心方面提供各类政策支持。

四是积极推进深层次改革。要继续深化改革，争取中央授权大湾区成为国家包容审慎监管区，为改革提供充足的空间，支持基层自主改大胆闯。要推进内部行政体制改革，探索形成功能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探索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出台实现港澳居民国民待遇的相关举措。要推进产业协同，设置必要的产业载体，支撑港澳产业多元发展。要推动教育、医疗等服务业优先向港澳开放，为港澳发展注入活力并有效满足内地需求等。

五是要积极进行全面制度现代化的探索。推动中央把大湾区作为全面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进行构建先进制度体系的探索。要对标香港，构建高标准营商环境，从体制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及执法执规环境四个方面入手，建立起与港澳趋同的制度环境。要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建立法治化、透明化的资本市场制度、公平税负制度、金融产品交易与监管制度、公司治理制度、商业诉讼机制、社会治理制度等。

六是要选择优先领域进行先期突破以取得早期收获。教育、医疗是香港绝对领先于内地的优势领域。在这些领域推进合作，既是港澳所愿，也是广东所需，更是湾区所向。要积极推动香港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在湾区内地落地。

七是超前谋划新的合作平台。港澳发展需要新的空间，包括物理空间和产业空间。要支持各地市与港澳共同发展“飞地经济”，设置科创、教育、园区“飞地”拓展港澳空间，并配套与港澳对接的公共服务。要积极谋划珠西发展，提升澳珠级的发展能级，真正实现大湾区“三极鼎立”，并带动珠西、粤西发展。要补足只有陆域平台没有海域平台的短板，谋划蓝色平台，以万山群岛为主体设置海洋协同发展区，配合支撑港澳海洋经济发展，支持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

(《中国报道》2019年4月刊)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