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访谈（下篇）：着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新时代新型大国关系

中宏网北京12月6日电(记者王镜榕)国家主席习近平3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2019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

12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2019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

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了伟大的发展成就。行稳才能致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能够不断发展稳定的最根本原因，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我们将坚定不移继续沿着我们选择的道路走下去。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日前，瞭望周刊社副总编辑刘明博士就相关话题接受本网专访。

变革与稳定：新时代大国关系调整基本课题

中宏网记者：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面临着复杂形势，国际秩序处在关键十字路口。国际社会，特别是各主要大国面临着什么样的历史性课题?我们是否真的无法避免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

刘明：党的十八大报告早就指出，我们将“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因此，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内容和方向选择，其目标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方向和选择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当然，时代在变，潮流在变，国际关系基本格局以及国际行为基本规则发生程度不一的变革，这是历史的逻辑，也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中美之间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冲突与合作表明，积极推动大国关系中不合理层面的变革，同时维护大国关系——相应地也是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这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基本课题。

国家间综合国力发展不平衡，决定大国关系必然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历史地研究国际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副大国兴衰的画卷。一些大国或兴或衰，一些大国甚至永远消失了。

大国关系对不同时期国际关系基本格局与国际秩序基本形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是，任何一种大国关系形态从其形成之日起便孕育着变动的因素。在传统大国关系基础上形成国际关系基本格局和国际秩序基本形态，迟早也将与大国关系一样出现变动、调整，直至最终迭代。

例如，欧洲三十年战争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为标志，形成了1815年以后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几乎同时，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战败国德国、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等各类性质不同的力量又不断冲击着该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出现了雅尔塔体系，这一体系又由于随后展开的美苏争霸和东西方冷战而交织、突出了两极对立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雅尔塔体系逐步解体，大国关系在迄今已经大约30年的后冷战时代进入了再调整时期。

大国关系的调整有战争与和平两种基本模式，由此还可派伸出“冷战”“冷和平”以及所谓“凉战”或以低烈度局部可控冲突为特征的“温战”等次生模式。

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调整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特征，从而为实现国际关系变革中的相对稳定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另一方面，传统形态的竞争、冲突仍然存在并不断发展，使大国关系调整并不能排除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

历史性的课题是，大国如何正确把握时代潮流、正确决策、正确行动，妥善处理变革与稳定的关系，真正把人类引向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未来。

国际关系变革“软着陆”，既是应当追求的，也是可能实现的

中宏网记者：您能否具体谈谈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调整出现了哪些新特征?这些特征对于大国关系调整中“变革与稳定”的历史性课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刘明：一方面，与历史上总是以战争打破传统大国关系形态不同，战后大国关系的解体最终是以非战争的方式实现的。柏林墙的倒塌而非大国间的第一声枪响成为传统大国关系解体的标志。“冷战”而非“热战”既是战后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态，又是战后大国关系的终结者。决定、影响战后半个世纪大国关系的美苏对峙的结束，是由于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而非美苏之间的直接战争。另一方面，大国关系的非战争演变又决非一个完全和平的进程，在东南欧、中亚、中东、东南亚、非洲、拉美，伴随而来的内战、民族冲突、代理人战争、局部战争以及形式多样的“颜色革命”，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一方面，新兴大国尚未在军事上对传统大国形成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当然也更未对传统大国形成全方位的全球性挑战。另一方面，各新兴国家军事发展的进程和潜力已经让传统大国充满疑虑，在若干敏感地区和领域被认为已经对战略均势构成了明显的影响，地区性的军备竞赛也隐然成型并不断发酵。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将国家安全政策的重点从“反恐”转向所谓的“大国竞争”、“大国冲突”，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解读。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革命的巨大推动，使大国之间在经济发展中，包括生产、贸易、金融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资本的利益已经超越国界，战争，尤其是全面战争已很难成为大国间进行全球利益调整的主要手段，甚至可能成为全球共同利益的破坏者。另一方面，大国在资源、市场、技术、资本等领域的激烈竞争常常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从历史上看，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并不必然地有利于避免战争，甚至有可能促使依赖性较强的一方发动战争。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中看，“商业自由主义”无条件地认为贸易促进和平、经济依赖性有利于避免战争，这样的观点都是缺乏根据的。

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若干局部战争的巨大灾难，世界和平、民主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使大国国内抑制战争的因素和力量继续增长。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又成为后冷战时代全球思潮中的一个鲜明特征。近年来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泛滥并非偶然。甚至共同的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背景也并不能必然地可以防止冲突和战争。

一方面，国际安全机制进一步健全，国际磋商、对话渠道和方式进一步畅通、便捷，处理危机的手段、经验进一步丰富。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发展使战争的破坏性、战争与攻击手段的多样性、便捷性以及危机爆发的偶然性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程度。当今世界仍然存在巨大的全球治理赤字。

一方面，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核武器的问世以及它具有的将任何交锋变成相互摧毁的内在威胁，的确最终制止了在大国力量对比缓慢变动中诉诸武器冲突的习惯性做法”。另一方面，他也同时承认，“相互害怕核武器也只可能确保未来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发生在大国之间)继续保持在常规战争范围内，即使如此，由于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这些冲突也将是可怕的流血冲突”。进一步看，当代核武器小型化、精准化、可控化等领域技术的发展、突破，使其战术性使用的可能性正在前所未有地增大。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的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结论是：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调整存在着和平与冲突两种基本可能性;日趋成熟、理智的人类社会通过可控的行动，最终实现国际关系变革的“软着陆”，既是应当追求的，也是可能实现的，但仍然面临空前的挑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我们无需讳言“变革”;但是在这样长期性、历史性的变革进程中，我们也的确需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不必推倒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而是应在悉心维护的基础上改革完善”。

“治大国若烹小鲜”。古老的中国文化在21世纪全球治理的宏大舞台上，依然闪烁着东方智慧的光芒。

新时代大国关系调整，需要更加突出“国际责任”理念

中宏网记者：我们注意到，习近平在会见“2019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时表示，我们“愿意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同时寄语各国“承担起各自使命责任”。您对此有什么解读可以分享吗?

刘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义务”“责任”“使命”，对于探索建立新时代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说，强调“国际义务和责任”，正是抓住了新型大国本质与新型大国关系核心内涵的根本。要实现国际关系变革的“软着陆”，关键就在于各主要大国对于新型大国的本质以及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达成有别于最终导致冲突的传统观念的共识。这一共识是，新型大国的本质应是承担国际责任，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应是“大国合作、分担责任、同享利益、共建价值”。

传统大国的本质是国际霸权与国际控制，决定、影响其国际地位高低的是霸权与控制的强弱。新型大国的本质是国际责任，决定、影响其国际地位高低的是责任的大小。由此出发，传统大国关系的调整常常意味着争霸与战争，新型大国关系的调整则可能更多地意味着国际协调与分担责任;传统大国地位的获得损害经济增长、消耗和毁灭人类财富，新型大国地位的获得则可望创造价值、增进人类福利。

因此，无论是理论推导还是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调整的实践，都需要更加突出“国际责任”这一理念，引导、推动、规范大国地位和影响力的实现过程，成为协调与分担国际责任的过程。

强调国际责任而非国际霸权，要求大国更加重视各种多边、诸边、双边国际机制的作用，努力防止暴力和威胁，通过对话、谈判等方式协调各国的立场，分担各国的责任，同享大国合作创造的利益，在不同文明的相互尊重、对话和交流中共同构建全球价值，而不是步入“文明冲突”的死胡同。

当前，无论是在国际安全领域，还是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抑或是在国际环境和社会治理领域，尤其要特别突出联合国以及其他重要国际多边平台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基础作用，尤其要反对一个大国或少数大国通过单方面行动解决国际问题的企图。只有这样，新时代的世界才更有可能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2019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时提出，要“开展建设性对话，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多边主义，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目标发挥正能量”。这段殷殷寄语，值得参加会见的各国朋友，以及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始终关注着世界和平与发展未来的各国朋友，细细品味，深入领会。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