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宏观经济分析：市场型深度复苏刚刚开始

中国报道讯(记者 张利娟)“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市场主体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贸体系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停摆’。各国纷纷推出的一揽子宏观刺激政策都是‘史诗级’的。疫情过后，全球经济格局将再次发生重大转变。”6月20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等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20年中期)”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晓光代表课题组发布2020年年中中国宏观经济报告时说。

在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基于经济自我调整力量和宏观政策拉动效应的模拟分析，《报告》形成对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的预测和展望，据此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从经济停摆到最终实现宏观经济循环常态化运行，中国经济复苏需要经历生产复苏、需求复苏、供需平衡三个阶段，而当前的经济复苏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换的关键期，以需求扩张为先导、以经济循环修复为标志的市场型深度复苏刚刚开始。尽管面临多重风险因素和趋势性下滑力量叠加的挑战，但中国经济复苏的路径已经逐渐明朗，一季度有效控制住疫情并成功守住底线、二季度复工复产下供给面基本修复、下半年规模性政策全面发力下需求持续回升、新一轮改革红利逐步显现，全年将呈现较为强劲的逐季复苏态势。

“但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在中国经济复苏路径上面临六大风险挑战：疫情发展存在变数、外部形势严峻复杂——需要坚持底线思维;需求修复慢于供给、供需缺口持续扩大——需要全面扩大内需;内部结构分化严重、短板效应可能显化——需要压实“六保”任务;市场主体心理变化、行为模式趋于保守——需要一剂“强心针”;政策传导存在阻碍、相关机制有待理顺——需要完善宏观调控;趋势力量逐步显化、潜在增速可能下滑——需要改革促进动能转换。”刘晓光说。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指出，如果能够把疫情前的预期做个参照系纳入到分析视野，有两件事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一是全面充分地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2020年经济增长在疫情前的预期目标为6%左右，从预期的6%下降到了1季度的-6.8%，正负绝对值加在一起实际下降的幅度是12.8%。12.8%和-6.8%相比，严峻程度大家能够体会到。

二是分解压力，找准宏观举措的着力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多大，是一个综合性的冲击程度，包括周期性的矛盾和问题，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这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相交织。看不清矛盾的本来面目就可能误判形势。所以，两个参照系并用来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是非常必要的。

“总体上，疫情之下，宏观政策的配置不管从哪方面看，都集中体现为“对冲”二字。面对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三大矛盾和问题相交织，叠加疫情冲击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风险和挑战，我们特别要讲究对症下药，精准施策，不能病急乱投医，把所有的问题混为一谈，不加以区分用同一味药，只有这样才可能走出一条应对冲击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的新路子。”高培勇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关于如何提振消费，现在得解决短期问题，这个短期问题就是我们的需求不够，消费不足。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保民生、保就业上。关于中长期的问题，中国经济未来的挑战，其中一个是老龄化、社保负担，在2030年会急剧增加。2035年要全面实现现代化，社保要全覆盖。这是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按照目前的社保体系，要实现全覆盖困难太大了。因此社保一定要分级，用15年的时间把全体老百姓都纳入到社保里。希望通过这次疫情，从现在开始把社保改革启动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我们要弄清楚为什么当前各类宏观参数出现了超预期的反弹。很重要的原因是目前供给侧参数的反弹在本质上是行政性复工复产的产物，因此，它与我们在前期举国体制下进行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是同出一脉的，显示了党的领导、举国上下一盘棋的显著制度优势。

在刘元春看来，当前的核心要点是，我们要通过快速提升有效需求来弥补目前越来越扩大的供需缺口，从而使市场循环常态化，从行政性的复工复产转向市场自我循环式的复工复产。同时，对于外部对我们资金畅通的冲击，三季度甚至四季度依然是应该高度关注的点。另外，疫情本身就具有“黑天鹅”的属性。所以，我们在未来思考外部环境上要进一步下功夫，要进一步进行底线思维，有效对冲三季度、四季度外部冲击是我们下半年要高度关注的一个着眼点。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我们国家在疫情冲击前所未有、经济社会发展挑战前所未有、高度不确定性的调整下，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怎样进一步调动起来，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复苏非常重要。因为地方政府现在不仅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在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方面也要发挥作用。在多重任务、多重目标而且严格问责的态势下，地方政府有时还觉得找不到方向。所以，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特别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怎样进一步推进。这些长期的问题需要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才能更加有效。从主体入手来增强内生的动力，从而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恢复从外力恢复为主慢慢过渡到以内力恢复为主，通过改革使潜在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能得到扭转。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