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误判中印关系

9月1日，在印度阿加尔塔拉，人们排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印度中央统计局8月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今年二季度印度经济大幅下滑23.9%。分析人士认为，印度未来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 新华社

2020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70年以来，中印双边关系几经波折，跌宕起伏，画出了一条蜿蜒辗转的轨迹。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国际格局深刻演变、国际秩序剧烈调整的时代窗口，回顾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总结双边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探讨南亚地缘格局演变背景下中印互动的发展演变态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中印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关系对于两国、对于亚洲乃至于对整个世界的重要性都在不断上升。恰恰如此，人们才更需要在解读和研究中印关系时秉持求真务实的精神，用理想主义的乐观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冷静态度去处理中印关系存在的各种问题，既要相信两个亚洲古老民族和平相处的智慧，也要承认国际关系中超越文化差异性的博弈规律，特别是国家利益至上的主权国家逻辑。

两国的认知差异

中印关系的每一方面，两国的立场分歧都可以回溯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印两国之间始终存在着身份界定偏差。某种程度上，中印之间的误判不是行为解读和意图判断上的，而是身份认知和身份想象上的。

首先，中印两国对各自国际地位的判断存在差异。尽管以《联合国宪章》为基准的当代国际秩序认为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然而国际法层面的平等显然不意味着在事实层面国家没有大小强弱之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究竟如何，既受其拥有的实力制约，也表现为其影响力的发挥水平。

在中国看来，以综合实力被普遍接受的任何一个参数衡量，中国几乎都领先印度。然而，在印度的眼中，中国巨大的身影却总是被另一个更加庞大的身躯所笼罩，因而并不能对印度形成基于实力差距的心理优势。这个庞大身躯就是美国。虽然很难证明被霸主国支持的次强国和被霸主国遏制的强国之间，谁的绝对国际地位更高，但无论如何，印度在面对中国时，特别是在处理对抗性的矛盾时，并不会因为自身在实力上的落差而感到需要有所节制。

其次，中印两国在各自大战略中赋予对方的定性存在差异。中印建交70年以来，双方之于彼此意味着什么?印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整体上有负面的趋势。反观中国，中国的对印战略思维始终保持了相当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这种稳定性和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的战略全局观方面，印度在中国的全球战略中从来都不是核心关切，中国也从未将印度看作为自己的主要威胁。而印度则越来越把中国作为影响自己战略安全、妨碍大国梦想实现的首要因素。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想象没有形成契合，自然也就很难保证自己释放出的信号被对方正确解读。

再次，中印双方在选择互动策略时存在收益预期落差。人们很容易注意到，中印两国互动过程中，国家实力和行为主动性之间存在的反差。实力处于下风的印度在中印互动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进取心。出现问题时，印度压迫式的“问题外交”策略明显，印度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双边关系状态塑造者的角色。

而近年来在中印关系涉及的各个具体事项上，中国几乎都主动释放了善意，却并没有获得印度的对等回报，作为实力更强的一方，中国为什么不去试图扭转印度的“问题外交”策略?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认为以同样甚至更加强硬的态度回击印度没有必要，可能导致得不偿失的结果。

可以将中印两国之间的身份认知偏差所导致的战略误判概括为，中国认为中印关系是一个强国和一个次强国之间的非零和博弈，印度则认为是两个强国之间进行的零和博弈。这种心理偏差和具体的分歧不同，是前提性和全局性的，关乎双方确定互动策略时的心理状态，而且几乎无法通过对具体事务的管控进行弥合，因而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更长远且更具决定意义。

2020年8月28日，汉语桥中文比赛印度赛区线上活动圆满落幕。驻印度使馆马珈公使出席活动并致辞，使馆文化参赞张建新、教育官员孙美幸，以及印度8所院校的23名选手、评委和中印汉语教师等30余人参加。图片来自中国驻印度大使馆

认知偏差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如前所述，中印两国互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巨大的身份认知偏差。这种偏差的存在，显然不利于中印两国建立互信、避免误判，将会增大双方的博弈成本，从而降低通过双方良性互动创造共赢局面的可能性。

在双边过程中，身份认知和界定偏差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意图误判。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应该对华采取对冲战略，理由是印度需要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其中主要包括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对印度在南亚主导地位的挑战、中国崛起可能造成的对印度亚洲地位和作用的影响。印方列举的威胁当中，除了边界问题，其他两项在中国看来多多少少莫名其妙，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地缘结构解读当中，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很少会把印度作为核心性的考量要素。然而，问题在于，中国的结论恰是印度所不接受的，不但如此，在印度看来，中国的态度不是基于既有事实的中性反应，而是中国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就是所谓中国要挑战印度的南亚主导地位。

应该看到，中印的身份认知偏差以及基于此产生可能的战略误读对两国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对于中国来说，印度不处在主要战略方向上。而对于印度来说，情况却大为不同。涉及中印关系的几乎所有事务，印度都会默认该事务非常重要。

而一旦将观察视角调整到中印关系的外部环境因素上，人们却会感受到另外一番景象。当前国际格局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事务的焦点国家，未来国际格局的走向一定程度取决于中国和当前国际秩序及其规则制定者之间的互动。而印度距离这一地位还有距离。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央，伴随的不是更大的荣誉和尊重，而是遭遇国际体系主导国家更深的敌意和围堵。对外政策收益递减和风险递增趋势日渐明显，给中国和其他行为体博弈过程的策略选择附加了更多限制条件。

在力量对比因素和环境制约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对印策略呈现出更加明显的风险厌恶特征。中国的风险厌恶心理给了印度施展积极主动甚至具有压迫性的进攻战术的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中国需要在稳健处理中印双边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展开对等博弈遏制印度进攻性意图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都会对印度的要求做出一定让步，以避免争端升级。

另有观点认为，中国将维护中印关系的稳定或者建设性状态，作为中国对印政策默认的出发点，如主张“中印对和平与发展的需求目标是相同的，且双方在地区和全球层面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中印关系不仅对双边，也对地区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印两国必须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携手前行”。

中印关系的前景期待

以现实主义逻辑考察中印关系，不难做出判断，印度能够凭借有利的国际与地区环境，在一定时间段内掌握战术主动权，但就互动的长期结果而言，中国才是能决定最终状态的一方。

对中国而言，中印关系最优状态是中印双边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印度接纳中国在南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印度和中国携手反对美国的霸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过，展望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趋势，仅仅期待双边关系的最优状态显然是不够理性的。印度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是国际格局主导力量的支持对象，能够从既有格局中获得较大利益，至少可以对此抱有较高期待。中国则已经成为被遏制对象，将遭到世界霸主利用实力和影响力裹挟联盟体系的持续遏制。

从国际格局转换的角度出发，不难得出结论，中印关系符合中国期待的最优状态或难以实现。中国所能期待的，应该是符合成本—收益均衡的次优状态。这一状态意味着中印关系的矛盾能够得到有效管控，避免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同时，印度对中国的南亚周边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采取默认接受的态度，至少不公开阻挠。此外，印度在某些特定场合下能够对美国不利于中国的行动表示反对，至少保持中立。

70年的中印互动，过程是多维的，关联参数是多元的，相互作用力是多向的。中印关系不是简单的“好”与“坏”，而是各种关联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统一体。双边关系的状态既受到内生性固有问题的影响，也受到地区和国际环境的外部制约。忽视任何一方面因素，对中印关系的解读都将出现偏差，导致双方互动出现误判，或者期望值过高无法实现而引发对抗性情绪，或者因为战略狐疑而错过实现共赢的机会之窗。

要避免这两种误判，在展望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两个古老民族交往的未来前景时，一方面，要站在国际关系整体格局的高度上，以全球视角审视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不能被一时一事的纷纷扰扰遮蔽双眼，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另一方面，也必须正视双边关系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不可粗枝大叶地鼓吹超越现实条件的理想主义，一厢情愿地回避双边结构性矛盾。

文/叶海林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