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南强北弱”，北方怎么办？

随着各大城市2020年上半年的GDP出炉，再次刷新的中国城市竞争格局表明，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的“南强北弱”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凸显。

按经济总量进行排名，进入全国前10位的北方城市只有北京和天津两座，天津在武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大幅下滑跌到第11位的情况下勉强保住了第十。进入前20位的还有青岛和郑州。在人均经济总量、消费、房地产、宜居等其他指数的排名中，南北差距更为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经济日报社共同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在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宜居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和宜商竞争力等四方面，宜商城市十强中北方只有北京、天津和青岛入围，综合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十强北方只有北京入围，宜居竞争力十强则没有一个北方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依靠本身的区位优势和相关政策措施，经济迅速崛起，并长期领先于中西部地区。近年来，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发力，东中西部经济差距逐年缩小，但南北地区经济不平衡问题却凸显，开始形成经济总量南升北降、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的新格局。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以2013年为界限，2013年以前，我国北方GDP快速增长;2013年以后，北方经济占比大幅度下降，由最高的45.8%一度下降到38.5%。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上面，我国北方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没有南方高，2013年以来，南北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越拉越大，我国经济增长逐渐呈现出了“南快北慢”“南升北降”的趋势。

加大开放与创新才能“弯道超车”

记者对多名在南北方都生活工作过的人士进行了调查，大家普遍的认识是，与南方相比，北方部分地区人们受农耕文化、乡土情结、小农意识等传统思想影响深远，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一些吃大锅饭、人浮于事、过度“迷信”体制、过于看重人际关系、对人才不够重视等观念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科技革命时代的需求，部分城市现在仍然坚守户口壁垒，进行严格的身份限制，不少人以体制内生存为荣，在择业时不愿面对市场和竞争，营商环境比南方差距明显，民营企业往往招不到优秀的人才。

上海大学教授、区域经济学科带头人陈秋玲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造成南北差距拉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量的北方城市由于主要依靠行政级别再分配获得发展资源，在传统重工业和农业向轻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进程中造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当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创新与开放，市场和创新是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北方从观念到实践都应该转变。

近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特别突出创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让这一区域成为充满活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到国家战略，长三角的G60科创走廊沿线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和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让各类发展要素在区域内流动更加顺畅，许多南方省市新经济领域的发展带动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和质量效率的提高以及人才的集聚，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链闭环，产生了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南北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失衡在新经济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万事达卡财新BBD中国新经济指数(NEI)显示，前20名的新经济城市中，南方城市占比高达75%。新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形成良性循环，南方省份以充沛的经济活力不断吸引人口流入，“北雁南飞”成为中国人口流动新特征。南方的人口优势尤其是高素质人口优势日益突出，丰富的人才储备和坚实的经济基础促进了南方地区科研创新的快速发展，南方省份已成为我国人才汇集和科研创新的高地。

陈秋玲认为，发展经济的关键是拉动内需，而人口是决定内需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人口的流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发展和财富聚集的趋势。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以深圳、杭州为代表的南方城市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对人才和青壮年劳动力的吸引力远比大多数北方城市要强，而相对应的是，东北、西北甚至位于华东的山东都出现人才外流的状况。以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下复工复产为例，在疫情好转的情况下，南方一些城市提前准备，第一时间主动出击，“抢”到了大量人才和劳动力，而北方城市总体动作比较迟缓。

曾在河南生活工作多年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吴小云认为，在改革传统体制机制方面，中央这些年已经推出不少政策，更需要地方政府充分理解和贯彻。同时，北方城市应借鉴南方城市的创新发展思路，整合跨区域、跨领域的科技创新资源，打造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培育科技创新上的后发优势，扭转北方资源依赖型和以再分配的方式获得资源的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的局面。同时，很多面向东北亚的北方城市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资源禀赋，若能依托国家和区域战略，打造出一些富有特色、面向国际的产业链集聚区，只有进一步加大开放与创新，才能“弯道超车”。

北方城市圈竞争力亟待加强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明确都市圈作为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现代都市圈建设提高中心城市的贡献度和城市间的联系度，促使城市竞争转向区域协同发展。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发展会带动副中心城市发展，进而引领圈内城市整体提升。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都市圈，竞争力明显领先。

与南方相比，北方的都市圈就逊色太多，在京津冀，北京一枝独秀，但是对周边县市的带动效果并不好。2014年之前，依靠巨额投资驱动的天津曾经一度风头无两，大有赶超广州之势，但是地方债务却迅速增长。曾经追赶浦东新区的滨海新区，2018年一下子挤出了3000多亿元的GDP水分，天津也陷入了经济增速垫底的尴尬境地，对周边的带动作用更为式微。在山东半岛，青岛、烟台、威海各自的经济实力都比较强，下属的县级市几大都位列全国百强，但是多年来三地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更谈不上都市圈经济。

吴小云认为，未来南北城市间的竞争是以中心城市为代表，以都市圈为主体的多维竞争：以优势特色产业支撑经济综合竞争力，以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可持续竞争力，以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营造宜居竞争力，以软硬件环境、经济要素和全球联系等营造宜商竞争力。北方省份应抓住国家大力培育现代都市圈的机遇，顺应产业升级、人口流动和空间演进的趋势，深化都市圈发展战略，采取先极化后外溢的策略，壮大中心城市，带动辐射周边，建立都市圈内产业互补格局，未来才能缓解南北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想要解决现存的问题，我们必须加强我国北方中心城市建设，特别是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必须统一思想，围绕青岛、郑州、西安等北方主要城市建设城市圈，带动周边城市发展才能吸引更多人员到北方发展。

政策应多向北方倾斜

不均衡发展带来的问题可以通过倾斜性政策来协调解决。中央在此前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面的试点，习惯性大部分地选择基因丰富的南方，但这一做法客观上也拉大了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差距。专家们建议，今后中央相关政策试点可以更多放在北方城市，从某些层面考虑北方城市比南方城市也有更迫切的政策需求。

专家建议，对北方城市提供财政和税收方面的倾斜，但是必须是精准滴灌，引导地方政府把这部分资金专门用来提升城市造血功能，包括吸引高端人才、扶持优势产业、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培育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等，让人才、资金和技术配合政策转变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吴小云认为可以借鉴此前成功开展的中国东部对口支援西部经验，推行中国南部对口支援北部项目，包括干部、人才、项目、资金等对口支援内容。鼓励南北城市之间干部和人才双向交流的政策和机制，鼓励先进的城市治理理念和经验在南北城市间共享，让北方城市干部深入学习带回南方城市的先进经验。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已经走在前面，比如青岛已经喊出“学深圳、赶深圳”的口号，并且派出大批干部前往深圳和上海等地轮训，“真抓实干”带回了很多宝贵的知识与经验。

陈耀对记者表示，国家区域协调方向重点向北部发展，政策向落后省份倾斜，关注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振兴其次，要适度优化产业结构，增加新兴产业，改善营商环境、遏制人才严重流失的态势，要从政府层面采取措施，留住人才。他还特别指出，北方能源和矿产资源丰富，历来重工业占比较高。重工业能耗大、环境污染重，生态保护脆弱。北方城市要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推广绿色节能减排理念，加大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设，走集约化发展和绿色发展道路，。我国南北经济差距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老旧产业和新兴科技产业的对峙，我国应该加大对于北方的创新转型投资，打破资源依赖型发展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等问题，最终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城市现代化。

陈耀指出，“南强北弱”的不平衡发展，是新时代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必须考虑的国情特点，南北方要统筹发展，要把促进中国南北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放在国家战略的层面去考量。

本文刊发于《中国报道》2020年9月刊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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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