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以同舟共济历史智慧 开创文明互鉴新格局

中宏网北京4月20日电(记者王镜榕)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20日上午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领导人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的主旨演讲。

中国领导人指出，我们要坚守正义，开创互尊互鉴的未来。要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国与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方将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即举办第二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和世界文明对话发挥积极作用。

日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国刚就相关话题接受本网记者专访。

汲取人类文明互鉴的珍贵经验

中宏网记者：就历史而言，“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甚至意识形态对抗”，在人类历史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张国刚：近代以前的早期军事扩张，都比较残酷;中古时期的宗教势力扩张，不同宗教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对抗，也含有意识形态对抗的特性。比如，古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十字军东征，都是零和游戏，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中宏网记者：国与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挺在前面。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结合您对丝绸之路历史经验的研究，谈谈开辟文明交流的建设性创造性路径，和值得遵循的根本经验?

张国刚：上面提到的那些事件，都是近代宣扬和平发展理念之前的古代历史教训。今天，人类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构成面对各种挑战的命运共同体，这些挑战包括应对疫情肆虐，控制气候变化，减少贫富差异等，都需要我们加强合作、协调，而不能自我设限，零和博弈。

丝绸之路是先民们创造性开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之路。从北方的商周玉石之路所承载的早期中西交往，到中国西南边陲三星堆文明所展现的西亚北非文明元素，都证明了这一点。张骞在汉武帝主导下，“凿空”西域，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介入了国家的力量，一方面有了更强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有了更多的约束。于是，军事上的边境安全，政治主体之间的互信，成为丝路上不同文明之间畅达互动的前提条件。

由于古代中国经济体足够庞大，从体量而言，西域及周边地区多数与之相形见绌，只要国泰民安，至少在汉唐时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是得到鼓励的，越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如汉武帝、唐太宗，越是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丝路文明交流。因此，从外部而言，需要经营良好的国际关系，促进政治互信。从内部而言，我们要有汉唐中国人的自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当然，从操作手法上，对于某些西方政客或带有偏见人事的斗争，一是要讲法治，做到师出有名;二是要讲韬略，讲方法，斗勇斗智，有理有利有节。我想，这几条就是最基本的历史经验。

中宏网记者：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开展，造福世界，文明对话与交流是关键。结合您的专著《文明的边疆》的研究与思考，您对当前形势下，尤其是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有所抬头之际，如何倡导和推进不同文明间对话，促进文明互鉴与合作有何思考或建言?

张国刚：从三千年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看，丝绸之路之所以经久不衰，首先是因为中国作为那个时代最大经济体，能够不断提供优质的贸易品，从丝绸到瓷器、到茶叶。中国具有巨大的生产制造能力，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已经接受大量的来样加工订单。其次是中国的生产技术不断提升，唐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蓬勃发展，与中国人在航海技术、造船技术和导航技术(指南针)等上面的贡献有关。单边主义不符合历史潮流和时代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与国际社会一起抵制逆全球化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的开放，回答单边主义。当前推动RCEP的及时生效，中欧投资协定尽快落实，是可以着力的工作。

此外，提升教育和科研水平，大搞技术创新，不被他人卡脖子，我们就有更好地击退单边主义的能力。

开创人类文明互鉴合作新格局

中宏网记者：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您是如何理解和开展学术工作的?您认为学者在这个大变局的形成和转变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力量，完成什么使命?

张国刚：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认为，首先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到底是什么变局?我想首先要有深入的全面的解读。我的理解，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内容之一，就是西方文明一家独大的局面在发生改变。由于中国崛起，由于全球化导致其他文明有了更好的成长机会，对西方形成某种平衡，从而推动实现文明之间的交流共享。那么，我们首先要承认不同文明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文明。文明各有特点，要在交流互鉴中共同成长，共同发展。

我的新书《文明的边疆》特别强调这一点，文明是有“边疆”的，就像国家之间有边界一样，不能用一个文明来统管其它文明，同化其他文明。文明多样性跟人类追求富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友善等价值观的普适性并不冲突。我们首先要讲清这一点：文明各有疆界，应该共享而非同化另外一个文明。这个边疆有各种要素流动，人员，物资，思想艺术等，我们希望不是通过战争的形式，而是化干戈为玉帛，这样才能够谈得上文明的交流共享。如果一种文明征服另外一个文明。这在历史上是悲剧，在现实世界更是不堪设想。因为今天是核武器时代，我们一定要文明共享，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

至于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我觉得有这么几点。过去100多年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离不开学习西方的文化、学术。西方的学术文化在中国文化学术现代化进程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当初，清华几个国学导师，包括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等，包括李济都是在学术上思想上融合中西的开拓者。

但是，置身今天的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国的人文科学光研究和引入西方的概念、范式系统还不行，还需要有自己的创新，从中国本土经验当中归纳出符合中国特色的理论，概念和范式。比如，我们讲古代中国中世纪是自然经济，这是西方人的概念，用来讲中国故事就会发现扞格不通。中国自古以来，至少是战国、秦汉以来商品经济就很发达，《史记·货殖列传》对此有充分描述。中国历史上四民分业，士农工商，各司其业，不可能像西方自然经济色彩那么浓，当然农业社会比工业社会的经济更自给自足的色彩多一些，这是另外一回事。

再比如，讲专制主义。中国确实是中央集权国家。可是，他不等于是西方所谓独裁专制，它不完全这样。皇权受到种种制约，而这种制约构成中国一种政治伦理，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第二个方面的例子。

第三，比如我们讲民主。民主概念古代希腊与今日的西方，有所差别。西方近代概念的民主更多地讲选举与决策上的程序性，难免走向民粹。中国历史上更多讲民本。西方更重视一种程序，从程序上表现公平，而中国民本更重视实质，经济增长繁荣与老百姓发展为政治制度的主要诉求，这里面的差异我们需要好好研究。当然中国民本有太多官本位色彩，皇恩浩荡的意识等，应该借鉴现代化民主来升华。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民主，我们要研究将西方民主用中国民本来充实。

因为光搞所谓程序，不能带来发展繁荣和增长，并不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学者来说要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经验，并把这种研究上升到理论高度。过去认为中国历史学不发达是由于社会科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发达造成，后来发现相反，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建立在现实研究或历史传统研究两个基础上，我们历史研究太不发达，要么死气沉沉琐屑饾饤，要么照搬西方的概念系统和范式削足适履，不能为现实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研究提供历史研究的支撑，有关中国特色理论的历史学维度的支撑，这才是问题所在。所以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历史学工作者其实有很重要的任务要做，如果说第一个百年我们主要学习西方，实现中国学术现代化，现在我们需要在学习西方同时，更应该扎根中国传统和历史研究的实践，构建具有符合中国历史事实和特色的概念、范式、系统，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作出符合逻辑的解释，为中国学术也为世界学术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