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危机，美国究竟能否与中国携手？

编者按：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晚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欢迎美方重返多边气候治理进程。中美刚刚共同发布了《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方期待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而努力。”这是拜登就职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首次同时亮相全球多边场合。

近期，美国在技术、贸易和金融市场等领域，和中国产生摩擦、矛盾;那么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双方能否打开合作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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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要从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政治偏好进行分析。

在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议题是美欧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而美国在科研成果、低碳技术、交易机制、国内立法等方面，都是世界领先;尤其是推出排污权交易机制，也比欧洲更早。

美国曾胸怀雄心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并积极地向联合国提供碳排放权交易方案，以期在新一轮绿色产业革命中先声夺人。

然而，在《京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欧盟提出：如果有钱的国家可以通过付费、而非真正开展温室气体减排的方式，就可以轻松履约，那么大家坐在一起谈判的意义何在?

因此，在碳交易占一国全部减排量的比例上，欧盟坚持50%的上限，以激励各方以实际和新增减排量为主参与气候治理。

这一方案，使拥有广袤原始森林和先进交易机制的美国优势无从体现;同时，也给美国两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博弈留下操作空间。

众所周知，美国驴(民主党)象(共和党)两党由于背后利益链条不同，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也有差别。

1998年，民主党克林顿政府签署了《京都议定书》;2001年3月，共和党小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退出《京都议定书》谈判。

2016年4月，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签署了关于全球减排的《巴黎协定》;2020年11月，共和党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

2021年2月，民主党拜登政府宣布，美国正式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在这一连串的“人格不稳定”中，民主党的主导成为美国气候政策正向演化的关键。当总统和两院党魁均为民主党时，美国在气候议题上便会进入利益集团共识较易达成的“融洽期”。

当前，这一窗口期已经到来：总统拜登、国会参议院议长兼副总统哈里斯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均属民主党。因此，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实施“绿色新政”及“零碳”政策的动力便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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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抓住这一契机，推动两国关系正向演进，需要双方充分调动政治智慧。

从此次《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这种政治智慧的巧妙运用。

首先，双方抓住两国利益重合区间，以《巴黎协定》为政治共识基础，将谈判内容具体化。

双方聚焦协定第二条“温升目标”、第六条“国家自主贡献(NDC)”和第十三条“透明度框架”相关内容，以即将于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为时间节点，围绕具体实施细则讨论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危机适应的具体举措。

其次，中美强调《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凝聚“先易后难”认知。

1987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ODS)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与《巴黎协定》的气候暖化污染物之间有重合的内容，那就是短期污染物[包括黑碳、甲烷、氟氯烃(CFCs)和氢氟碳化物(HFCs)]中的含氟化物。

减排短期污染物对于雾霾和污染治理见效快，能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防止水系污染，通过采用清洁技术，附之以恰当的公共政策，可以凝聚中、印、美等主要排放主体参与气候治理的意愿，对降低全球暖化的速度也更快。

此外，中美还决定以气候多边基金推动新型南南合作。

《蒙特利尔议定书》是全球气候治理领域最早提出发达国家应当按照联合国摊款比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的国际协议。遵循这一先例，将气候治理实践的经验和技术，通过多边基金资助，与最不发达的非洲和太平洋岛国分享，在能力建设的基础上，将有更多国家加入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行列。

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窗口似乎已经打开一道缝隙。

或许，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国情，意味着两国气候合作的成功仍将面临一系列多层博弈。但无论如何，中美的气候合作契机，确实为两个彼此心存疑虑的国家带来了增信释疑的曙光。

而未来进一步增进两国间互信和团结的路径，集中在与联合国相向而行、共同帮助全球南方接近或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点滴实践中。

在南北合作协助全球南方的新型南南合作中开拓愿景，这条路值得一试。

撰文 | 郦莉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

编辑 | 张晶

图片 | 网络

美编 | 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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