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减贫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

2021年可持续发展论坛北京会场。

今天(9月28日)，《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发布，以真实有力的数据和案例介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

在联合国2015年颁布的17项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消除一切形式的极端贫困”被置于首要位置。作为联合国的重要一员，我国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现象，提前10年实现了这一减贫目标。

中国的减贫成就何以取得?全球消除极端贫困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有哪些?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如何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9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1年可持续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与会代表围绕以上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一)

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员常启德：

中国是全球减贫的贡献者、消除极端贫困的领先者

2018年11月17日，威县固献乡侯家村村民在设施温棚采摘菊花。

自2005年联合国各成员国承诺通过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减少不平等现象以来，全球范围内已经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1990年，有52.8%的世界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到2015年，生活在东亚以及亚太地区的贫困人口只有6.3%。

“中国在过去40多年内实现全民脱贫，是全球减贫最大的贡献者，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也是全球领先者，特别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脱贫战略，以进一步促进脱贫工作——通过包括中央政府专项基金以及乡村级别的减贫特别工作小组等的共同努力来根除极端贫困。”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员常启德表示。

“中国的减贫事业贡献了非常珍贵的经验，全球消除极端贫困的努力必须要基于知识的分享以及经验的交流。”常启德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减贫造成了巨大影响，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表明，可能会有1800万居住在亚洲的人口重新陷入极端贫困。

“从这场疫情中我们认识到，共同应对贫困需要全球协作，并充分利用各方财政以及经济方面的资源推进减贫事业。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以及在南南合作方面的努力，领导了这方面的工作。”

常启德在非洲工作多年，亲身见证了“一带一路”以及南南合作在减贫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表示，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作用，可使760万人口脱离极端贫困，将会加速实现终止全球贫困的目标。

“作为联合国驻华协调员，我想要重申我们的承诺：我们不仅帮助中国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中国新的五年计划，也会和中国共同分享经验和知识，从而加速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常启德表示，联合国支持中国的一系列承诺，将努力推动包括亚投行、国有企业、私营部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作，进一步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常启德赞扬中国的共同富裕战略决策，“中国的愿景是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证不让每个人掉队，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非常关键。不让每个人掉队也是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

(二)

世界银行中国、韩国和蒙古局局长芮泽：新冠疫情大流行重创世界经济，中国的减贫经验值得特别关注

贵州省锦屏县固本乡东庄村苗寨梯田金秋景象。

世界银行中国、韩国和蒙古局局长芮泽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损失预计会使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增加约1亿人，大流行病发生前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下，中国自身的减贫经验值得特别关注。”

他认为，中国消除极端贫困主要得益于4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具有有利条件——尽管没有相应的技术，但经济改革以及私营部门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政府部门对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公共投资持续进行。“这是一个典型的成功发展范例。”

但他同时表示，尽管已经消除了极端贫困，中国的减贫议程却并没有结束。“如果以每天5.5美元的贫困标准计算，仍有约1.8亿人口被视为贫困或者弱势人口，他们要比极端贫困人口复杂得多——其中有约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城市，但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机会有限——至少早期阶段的新冠疫情迫使许多人返回他们的村庄。”

为解决这一群体的脆弱性，芮泽表示，传统的以农村地区为重点的减贫举措可能还不够，将乡村振兴战略和现有社会援助机制结合起来，可以帮助建立更加综合的社会保护体系，更好地适应现代服务型经济所特有的波动性。

针对我国现阶段关注共同富裕，芮泽指出，中国的减贫成就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取得的，尽管基尼系数自2010年以来略有下降，但收入不平等问题仍然严峻。“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放缓，驱动力也可能发生变化，因此解决不平等问题变得更加重要。这可以说是中国关注共同富裕的原因之一，我将此理解为‘为所有人创造平等的机会’——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目标，实际上也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精神。”

芮泽表示，中国约8.5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的故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尽管中国当前向高收入社会转型面临挑战，但“相信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会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经验。我们有幸和联合国的伙伴一起成为这一旅程中的一分子。”

(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在效率和公平的权衡中谋划共同富裕根本之策

2020年4月23日，开原市林丰满族乡魏家村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民在香菇大棚里劳作。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有利于巩固我国的脱贫成果，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又一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强调，认识和实现共同富裕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要找到一条更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道路，二是科学认识公平与平等的关系，三是共同富裕要根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共同富裕不能单从分配维度来实现。

“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一个关键点和要害处。”高培勇认为，促进共同富裕不仅要做大蛋糕，而且要分好蛋糕，“现阶段我国尚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首先应当是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而非共同基础上的富裕，这就需要找到一条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发展路径。”

他还认为，公平并不等同于平等。“平等是一种状态的描述，比如我们常用基尼系数指标描述收入不平等的状态，公平则附加了价值判断情况下对平等状态的认知，至少包括了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方面。”

“只有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体现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的同时体现结果公平，才可能在保证公平的同时，使其保有对创新和勤劳的激励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正确的公平观，更有益于最终走向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高培勇还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在百年的艰辛探索和历史变革中被证明作对了的制度选择，为促进共同富裕划定了明确的边界，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高培勇表示，现实中的区域、城乡、行业差距往往产生于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牵动着社会再生产的各方面和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因而促进共同富裕的考量不能只有分配一个维度，也不能仅限于经济视角，要着眼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这实质上就是要在效率和公平的权衡中谋划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之策”。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图片来源：新华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