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知名学者郑永年——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均衡”

文/《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为世界所瞩目。为期4天的会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日前接受了《中国报道》记者专访，围绕全会的重大意义和目标任务等大众关切的热点话题进行了解读。

经济、社会、政治均衡发展的“行动方案”

“改革”“发展”“开放”“高质量”“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是《决定》中屡屡提及的高频词。

“中国保持40多年高速发展，是世界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郑永年表示，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和国家工作重心正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路线；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然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也就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中全会围绕着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改革布局。党的二十大设定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就是‘改革—发展’的逻辑，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三中全会就是针对这一目标提出了‘行动方案’，解决怎么做、谁来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三中全会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会议。”郑永年表示。

“现代化包括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现代化。”郑永年认为，物质现代化是纵轴，人的现代化是横轴，制度现代化是变量，要看哪一种制度能协调好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政治均衡发展、提升大多数老百姓的幸福感、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现代化。

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方法论。

“现在到了要啃硬骨头的阶段。”郑永年表示，在改革早期，通常是寻找各种突破口逐个击破，但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要从以前“非均衡的发展”转向“均衡的发展”，而“均衡”的核心在于经济、社会、国家治理各个重要方面的高质量发展，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是增量改革。现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增量、存量都要解决好，做好分配改革。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先立后破’，很重要。”

郑永年指出，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更为系统、全面，更加注重经济、社会、政治的协调发展，首先是经济增长，这是实现均衡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保障；社会发展需要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社会福利等，这是实现均衡发展的社会基础；要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并且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

“政治、经济、社会这三大块，一定要均衡推进。只有实现了均衡发展，才能真正走得远。国际上一些被普遍认为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从物质层面来看非常发达，但是社会不够公平，也不够稳定。中国强调现代化的多元性，每个国家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不是‘反西方’，而是‘非西方’。”郑永年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中国式”，“中国方案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路径，我们不会把自己的现代化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如何继续扩大开放，郑永年认为，二十大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就是要进一步向世界敞开大门，即使西方对中国“脱钩断链”，仍要坚持向它们开放，努力成为世界高端人才、优质资本的聚集地。

“按照市场逻辑，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资本是哪里有机遇就去哪里，某些西方国家靠意识形态逻辑的‘脱钩断链’是堵不住的。只要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无须害怕，坚持开放不动摇。”郑永年说。

两个“活力”并重

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决定》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郑永年认为，当下的任务是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出更多的经济增量。“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不足和活力不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的地区、有些企业就‘跑不动’了，具体反映出来的就是改革的速度变慢了，活力不足。活力如何释放，这就触及社会层面的改革。”郑永年表示，“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竞争性比较强的很多领域都应该更多地开放给民间资本；通过财税改革释放地方的活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行政审批体制改革，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出台的一些政策相互掣肘，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把政策协调起来。”

“‘国家活力’‘社会活力’要均衡发展，‘社会活力’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对内可促进高质量发展，对外有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郑永年说，中国过去的成功在于“国家活力”和“社会活力”之间的均衡，成功经验需要继续践行，如何把握“放得活”与“管得住”之间的尺度与平衡，释放包括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全社会的“活力”，正是三中全会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郑永年强调，“保底、扩中、上不封顶”是浙江探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经验，是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经验，也是“亚洲四小龙”乃至很多发达经济体过往的成功经验，需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升两大“活力”中去探索。“保底”就是提供好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通过税收、财政在二次分配中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扩中”，即扩大中产阶层，建设橄榄型社会。“上不封顶”是鼓励民营企业多赚钱，有余力做第三次分配，为社会服务，后两条主要需要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

“统筹是最重要的行政体制改革内容之一。统筹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要素与西部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东部的管理、资本、开放优势与西部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优势结合。‘收’和‘放’需要达到平衡，根据经济发展具体情况灵活适度调整，避免过度的集权和分权。”郑永年说，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体，不可能所有事务都由中央统筹，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应该相匹配，在经济发展领域则应让地方政府更多发挥作用，这样才能有效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发挥政府作用

下一步体制改革核心问题在哪里？郑永年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发挥政府作用。在他看来，政府如果无所不管，却无法有效管理，那就是“弱政府”，只有政府管理得有条不紊、有效率，才能称为“强政府”；同时，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很强，就是“强社会”的表现。

郑永年表示，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管理中的角色，避免一些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的情况。“应该先加强政府在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教育、基本住房等方面的作用，公积金和养老金制度改革、食品安全等领域都需要政府采取更加高效而严格的手段，以保障社会基本公平，然后在那些应市场化但市场化程度仍不足的领域推进市场改革，如一部分国有企业市场化不足的情况。”郑永年特别指出。

郑永年告诉记者，只有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情况下，市场才能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也才可能达到此次《决定》提出的“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关于政府职能转变，郑永年认为最关键的是提升法治水平和能力，继续坚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明确哪些事政府要做、哪些事政府少做或不做，为社会和市场主体创造更多发展空间。企业应拥有更多自主权和责任，同时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应该被鼓励更多参与社会建设，这就能够将政府的角色和职责界限确定下来。政府不是全方位地参与经济和社会事务，而是在必要时提供及时、合适的监管和支持。

“但并不是所有领域和人员都要强调自我管理能力，而是在一些可以发挥市场和社会作用的领域，政府应少管、精管，这样有利于减轻政府财政和事务的负担。”郑永年说。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驾马车”

与“新质生产力”这一动力系统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建设，是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点。《决定》全文中，将新质生产力概括为“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列入新质生产力范畴的，包括前沿及颠覆性技术、未来产业、战略性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决定》还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郑永年表示，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一些领域仍属价值链中低端，科技水平还有待提高。“中国式现代化中，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就是经济和科技。如何提升？这就需要技术引领和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促进先进生产要素集聚、生产力的革新，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郑永年告诉记者，“新质生产力不能简单等同于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只要是能替代或者提高旧生产率的，都是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提高的背后是先进生产要素的聚集。郑永年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支持，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最重要的关键要素，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通过体制机制的建设完善，提升各方获得感，也要给创新企业和个人一定的容错率，避免过重惩罚；因人制宜出台人才政策，形成天下英才尽可用之的态势。“‘中等技术陷阱’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关键挑战以及更长远需要解决的问题，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尽可能为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郑永年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各种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更是如此，“如果在发展中出现了问题，那我们把这些问题叫发展中的问题。发展本身又产生新问题，新问题则通过继续高质量发展来解决。如果不发展了，那就变成真问题。不仅中国是这样，美国也如此，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他说。

(《中国报道》2024年8月刊)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