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强调保护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文、图 /《中国报道》记者 李士萌

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 9 位最初起草者之一，智利外交官埃尔南·桑塔·克鲁兹（Hernan Santa Cruz）是联合国人权系统的早期设计者，他为将经济和社会权利纳入《世界人权宣言》作出了巨大贡献。

2024 年 12 月 8 日，各国代表在浙江余村参观。

在他逝世后 25 年，来自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部长及司局级官方代表齐聚杭州，参与这场以他名字命名的盛会，就推动各国人权事业发展展开对话。

数字时代中，发展的不正义在以更隐蔽的方式出现。同时，面对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生存权、发展权等问题的讨论不再是老生常谈，而是恰逢其时。

强调平等的价值观

此次会议交流的重点集中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这包括享有足够食物、适足住房、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参与文化生活、获得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工作等权利。所有人权，不论是公民
和政治权利还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都是互相关联的。

但在 1948 年批准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并没有对这些权利加以区分。后来，在东西方冷战强调意识形态对抗的背景下，围绕人权内涵的争夺也开始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唐颖侠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相对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在国际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从历史经纬看，主要因为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拒绝承认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也是一种人权。这个分歧从冷战开始之初就已形成，西方国家只接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是人权，在他们眼中，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是一种社会福利，它依赖于国家资源，这也是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人权理解的片面性。

1966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首次以国际法的形式确认人人享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唐颖侠表示，虽然 1993 年《维也纳人权宣言》发布后，又重申了所有人权不可分割，但在西方国家的主流观念中，仍然低估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地位，美国一直没有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原因是有关劳工保护、高等教育和医疗的规定有“共产主义嫌疑”。西方人权理念的哲学基础，是一种以自由主义为中心的人权观。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则重在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西方人权观当中所缺失的部分，而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强调在人权保障上的全面性。

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大流行，某种程度上都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使人们重新关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重要性。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莫纪宏指出，在公民及政治权利之外，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是实现人人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必然要求，同时更契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情和现实需求。

2024 年 12 月 8 日，各国代表参观余村青年图书馆。

人权新挑战

“事实上，自 2020 年以来，约 50亿人（超过全球总人口的一半）变得更加贫困。当前的经济体系必须经历一场深刻变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不平等所折磨、被全球公共债务所淹没的世界。

不平衡、不充分的经济发展正引发一系列潜在的人权问题。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保障带来挑战，这些挑战并不如饥饿、贫困等问题显而易见。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汪习根指出，数字鸿沟导致了发展不正义，数字化资源匮乏、数字学习能力有限、数字信息获取和数字理解能力不足、数字风险应对能力不足等数字可行能力的匮乏，也加剧了发展的赤字，导致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新的歧视、壁垒和失范正在出现。汪习根认为，一些数字强势主体利用数字寡头地位将自己打造成“数字利维坦”，形成一股独立于公权力之外的“私权力”主体，并通过数据、算法将人的社会性活动物化为一串串冰冷的数字，让游离于数字技术之外或居于数字末端的主体无法挣脱数字技术的控制而沦为“数字难民”，这将大大折损数字弱势主体的发展机会，会诱发社会不稳定现象，从而阻滞数字社会全面而均衡的发展。

在全球的数字贸易中，有些数字强势主体恶意使用数字壁垒，采用非本地化的条款，规避东道国的相应的数字安全规则，不断破坏数字市场规则，增加全球的数字安全风险隐患。

时代的共同课题已经出现，但各区域数字立法仍未做好统一应对，在规范数字权利问题上还存有分歧，甚至部分数字立法还充斥着政治化操作与对抗，并且目前未有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数字发达国家对全球数字性发展的援助性条款。

在这些新的人权议题出现在会议讨论中时，有些国家仍在呼唤最基础的人权保护。在各国家代表对话交流环节，巴勒斯坦代表表示，在巴勒斯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受到的威胁最大，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的种族清洗政策已经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超过 44502 名巴勒斯坦人被杀，超过 105454 人受伤，至少有 190 万人（加沙人口的 90%）被迫流离失所，67% 的学校被毁或严重受损，医疗、食品、水和电力供应也陷入崩溃。“

仅仅口头谴责是不够的。”他说，以色列的定居者殖民计划不仅损害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也侵蚀了国际法律体系的信誉。如果我们允许《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正义、平等和人类尊严原则在巴勒斯坦被践踏，我们就有可能在各地破坏这些原则。《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平等和尊严的愿景与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系统性压迫不相容。为巴勒斯坦伸张正义，是为所有人伸张正义的组成部分。

南非代表在发言中也声援，任何关于发展权的讨论都必须解决有罪不罚问题，以确保所有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人都被追究责任。更重要的是，确保为加沙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所有受害者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防止未来的侵犯行为和国际犯罪。

2024 年 12 月 9 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对话会在杭州举行。

中国经验

与会嘉宾对当前形势下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面临的突出挑战有着深刻共鸣，而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为解决各自国家的人权困境提供了启发。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专家阿巴希泽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10 年间，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这是中国的成就，同时
也是全球的成就，中国为全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尤其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些国家面临各自的治理困境，中国在保障民众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方面的努力，对他们而言非常有借鉴意义。

会议举行前，来自刚果（布）、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也门等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代表、联合国专家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官员在浙江参观走访。

“这里令人印象深刻。”来自老挝的官方代表告诉记者，当他来到浙江安吉余村的碳中和图书馆前，他告诉记者，老挝也有同样美丽的乡村，但在如何促成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仍有很多努力要做。

余村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如今的余村已从原先开石矿、办水泥厂的漫天粉尘，演变成以旅游经济为主导的绿水青山。不少珠三角居民会在周末去余村度假。2022 年，余村全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1305.36 万元，农民人均收入 6.4 万元。

此外，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也为全球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保障提供了解决方案。但不少西方国家试图以债务问题抹黑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美国前国务卿诬蔑说，中国“为了获取政治影响力兜售腐败的基础设施项目”，并且开展“依赖腐败的债务外交”。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黄金荣表示，这些围绕透明度、腐败和债务问题的指责并无根据。过去 10 年，中国的公司也实施了大量有利于扶贫和改善用水条件、医疗条件的小型项目。
2023 年 10 月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国宣布未来将实施 1000 个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

世界银行的研究也证明“一带一路”可以大大降低跨区域贸易成本，从而大大促进区域和世界经济增长，也将能帮助世界范围内大量贫困人口脱离贫困。2023 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提出“人权经济”理念，倡导以保护人权和健康的地球为目标，将人民和环境保护置于经济、社会、环境政策的中心，实现平等、消除歧视，促进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实现，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响应发展“人权经济”方面，中国也做出了积极探索。唐颖侠指出，尤其是在监督企业保护人权责任问题方面，2024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从原来自愿性的企业社会责任，逐渐过渡到强制性的企业社会责任。三大交易所纷纷更新工具箱，对上市公司 ESG 报告的披露框架、关键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不少中国企业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

(《中国报道》2025年1月刊)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