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京论坛十五年：加强民间对话，推动两国关系

由中国外文局、日本言论NPO共同主办的第15届北京-东京论坛将于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该论坛创始于2005年，每年在北京或东京轮流举办，现已成为中日两国间高层次的民间对话及交流平台。

过往15年，因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问题等，中日关系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然而，北京-东京论坛风雨兼程，从未因个中曲折中断民间对话，以民促官，为推动两国关系良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8年，中日首脑实现互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展望“新时代”的中日关系，论坛日本主办方言论NPO理事长工藤泰志表示“和平、合作、发展”是中日民众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推动与实现这一价值理念将是论坛的新使命。

日本言论NPO理事长工藤泰志

东京-北京论坛创办于2005年，今年迎来第15个年头。我们日本主办方言论NPO并不是一个专门从事涉华活动的团体。迄今为止，我们主要致力于探讨解决日本国民所面临的课题。我们尤为重视国民舆论，为解决面临的课题，希望营造一个支撑舆论的大环境。为此，我们认为言论、讨论非常重要，并一直致力于在日本创建讨论的平台。

“局面虽难，我想勉力为之”

2005年，因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中国国内爆发了大批青年抗议日本政府的游行。东京-北京论坛的创建可追溯至那次游行事件。当时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游行示威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相关的影像画面在日本社会反复播放。我当时非常震惊，认真地思考如何才能让日中关系重回正轨。

那时，两国政府陷入了沟通不畅的境地，两国媒体只顾着互相批判。经济界担心事态影响到商业贸易，选择了沉默。两国的友好运动也不见起色。我当时认为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局面，要是再不采取行动扭转事态，真有可能酿成大祸。

小泉纯一郎在任日本首相期间(2001年-2006年)5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在21世纪初降至“冰点”。

因此我决定前往北京。在北京期间，我和众多友人见面并交换意见。当时我意识到两国关系产生了空白，因为两国间发生困难时，没有人站出来解决问题。我察觉到，当日本国内反感中国的情绪扩散时，外交光靠政府是不够的。目睹两国当时的情况，我认为以往的对话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必须集结起一批希望解决问题的人士才是打开局面的出路所在。

为此，我奔走于各种场合表达了我的想法。起初，大家都说这想法很好，可一涉及具体操作计划时，又选择了退缩。两国为什么会陷入当时的局面?我想知道中国国民的舆论风向和意识想法。因此我向各位友人提出是否可以做面向中国公民的舆论调查，结果好几次不欢而散。

但是，做舆论调查的想法并非我的原创，而是一位曾在东京大学留学的中国政府官员向我提议的。她对我说：“请一定实践你的想法，否则两国关系有可能走向无法收拾的地步，甚至是战争。现在非常危险。”我听了尤为震惊。

在那位官员的帮助下，我和中国日报取得了联系。他们向我引荐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相关人士。

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出席北京-东京论坛并发言。

在与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的会谈中，我向他谈道：“我了解舆论的可怕。不管政府如何疏导，社会舆论爆发时将毁灭一切。舆论既将破坏两国关系，也将使迄今为止的成果付之东流。为管控这类破坏性的舆论，我们不能停留在对立上，而应克服彼此面临的困难。当前两国面临复杂的局面，但我想勉力为之。言论NPO正是为舆论而生的组织。”

赵启正先生也向我谈到了当前两国关系的困难局面，并指出有部分日企高管对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敏感问题持不同意见。他们在中国从事贸易活动的同时，在个别场合口不择言，对当前舆论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这方面日本企业没有做好危机管控。这也是造成中国国内对日舆论恶化的重要原因。

立足现状，我提出为扭转舆论，两国之间必须创立新的对话平台。赵先生当场表示赞成，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随后他问我这个平台具体如何操作，我回应“希望同时在两国民间做舆论调查”。

我回到日本后，中方给我打来电话告知中国日报将与我们一起开展工作。要言之，当时两国的局面堪称危机。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新的对话机制，我们作为公民必须携手克服困难。这正是我创办东京-北京论坛的初心，直至今日初心未改。

友好是结果，不是目的

东京-北京论坛为什么能够十五年如一日地延续下来呢?因为我们从未忘却初心。这15年里约有5年时间两国政府沟通不畅。但是，以当时的王毅大使、程永华公使为代表的中国大使馆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包括赵启正先生在内的中方人士也大力支持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支持我的人少之又少。当时在日本跟我一起构建起论坛机制的是小林阳太郎先生。

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出席在东京举办的第十四届北京-东京论坛。

论坛创立伊始，我们不想使用“友好”一词。日中关系真正困难的时候，讴歌友好的人却基本无动于衷。因此，我认为友好不是目的，而是结果。日中根据各自国家的课题展开真正的思维碰撞与讨论，即便吵架也无妨。自由地开展畅所欲言的对话，根据情况开放对话，其结果将是友好的。因此，从一开始我们便表示“致力于构建可以吵架的关系”。

第一届东京-北京论坛在众多人士的支持下启动了。因当时无法预判效果究竟如何，第一届论坛对话确实很困难。首届论坛在北京举办，我从日本带了30-40名嘉宾与会，当时大家对于对话都是半信半疑的状态。

但是，舆论调查改变了论坛的走势。首届论坛的舆论调查显示中国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日本至今依然是军国主义。他们认为日本没有新闻报道、言论表达的自由，依然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

当时我看着那份调查结果，感到非常痛心。在论坛的全体会议上，我谈道：“中国的各位朋友，你们知道吗?日本已经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了，但有64%的中国受访者却持相反看法。日本民众根据宪法拥有言论自由，为何中国受访者却认为日本人没有呢?”我呼吁应该改变这种情况，并当场提出质疑：两国误解丛生，可媒体都在干些什么呢?

首届论坛结束后，日本经济新闻专务小岛明先生对我说：“工藤先生，论坛讨论富有成效。”双方不是堆砌华丽辞藻，而是通过相互了解对方的看法，从而针对现状开始思考。东京-北京论坛成为日中历史上首次以舆论调查为轴，推动国民间的理解和对话的平台。

时任日本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出席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代表日本政府致辞。(图源：言论NPO)

第二届论坛在东京举行。当时正好碰上自民党总裁选举。小泉纯一郎政府谢幕，时任官房长官安倍晋三据传将成为下一任首相。当时中国社会普遍认为安倍立场极右，舆论调查的结果也显示担心两国关系或进一步恶化。

为此，我决定在论坛中空出15分钟的时间用于政府人士致辞，并通过各路人脉关系委托日本政府人士出席。我提醒相关人士，若错过这次机会，有可能丧失改善日中关系的机遇。

随后，第二届论坛开幕的前夜，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对我说：“我与您期盼出席论坛的一位人士见面了，接下来请您去记者俱乐部宣布这个消息吧。”当我问起谁将代表日本政府出席论坛时，对方回答：安倍晋三官房长官。那一刻我感到历史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安倍官房长官第二天登坛致辞。当时他在致辞中表示，不仅是经济关系，他希望改变日中政治关系。中方的各位向我走来，并与我握手，说我真的推动了历史发展。

当时日本媒体明明架设着约20台摄像机，但他们完全没有理解当时的历史意义。共同社随后刊载的一篇报道的标题写着“围绕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安倍与王毅再次火花四溅”。下午的分论坛上，有人看到这篇报道后说：“我们见证的可不是这些东西。日中并没有围绕靖国神社问题激斗。安倍官房长官释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讯号，王毅先生给予了回应。难道谁都没察觉到吗?”

改变报道论调的是第二天的朝日新闻。朝日新闻打出“(论坛)给(日本)政界带来冲击”等标题。即使如此，媒体还是不明白其中的历史意义。一个月后，安倍官房长官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成为日本首相，随后闪电式访华，并宣布与中国构建战略互惠关系，日中关系开始解冻。创造解冻契机的是第二届东京-北京论坛。由此，东京-北京论坛在中国社会获得了业界认可。

挑灯夜谈只为一份“不战宣言”

随后一个严峻考验则是2012年9月因“购岛事件”爆发的领土争端问题。那次事件给2013年的论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12年，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宣布对钓鱼岛进行所谓“国有化”，中日关系跌至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

2013年正好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但是我再次陷入了和当初创办论坛时同样的境地：政府间沟通渠道断绝，媒体间相互批判，两国国民感情恶化。当时舆论调查的数据显示，两国受访者几乎都处于讨厌彼此的状态。不仅如此，部分民间人士甚至嗅到了两国军事冲突的危险性。为了防止发生军事冲突，我们认为必须由两国民间发出和平之声，相关人士的意见也与我们完全一致。

我们虽想创造和平，避免战争，但是政府对于民间的努力并不给予支持。不光如此，当政府间外交出现真空，民间自发行动起来时，日本外交当局甚至认为这是民间人士在向政府发起挑战。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的是，超越国际政治、国界的课题，比如领土争端等问题发生时，光靠政府间的努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如果政府间对立，国民感情恶化，那么所有的讨论与行动都将陷入僵局。我坚信通过发出东北亚多数民众呼唤和平的声音，我们能够改变政府的举措。

我们希望汇总“不战宣言”作为2013年度的论坛共识发出。但那并非易事。结束白天分论坛讨论后，晚上11点我们回到酒店重启“不战宣言”的讨论，一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得出结果。关于宣言内容，确实存在一些双方无法妥协的地方，语句措辞方面也存在各种意见分歧。但是日中双方希望发出宣言的心情是完全一致的。中方主办方和我们日本主办方一样付出了相当大的辛劳。挑灯夜谈，起草制定一份为了和平的宣言，于我而言是东京-北京论坛14年历史里最重要的回忆。

2014年，中国外文局与日本言论NPO签署合作协议，宣布从第十一届起共同主办北京-东京论坛。

坦白说，论坛进入第10年时，我非常苦恼下一个10年应如何推动论坛对话。那时，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蔡名照先生对我说：“论坛再办10年如何?我期待论坛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听了蔡先生的话语，我十分开心。于是论坛进入了第二个10年。中方主办方由中国日报变为中国外文局。

“这个调查结果让我很惊讶”

今年是论坛创办第15年。论坛在2013年的“不战宣言”基础之上，2018年进一步发出了“和平宣言”。不仅是日中间的和平，同时致力于包括美国、韩国等国在内的东北亚和平的协同作业已经开始。我非常高兴看到历史性的改变始于东京-北京论坛的对话。当然，能够实现这一点，源于日本和中国的主办方之间对对话意义的充分理解。

日中关系如今并不局限于两国间关系改善和相互理解，两国已放眼亚洲乃至世界，寻求构建新型合作关系。我希望东京-北京论坛能在此过程中发挥核心式的作用。

舆论调查每年必有一问：“在亚洲，日中应该追求的价值观与理念是什么?”最初关于这个设问的回答，我原以为日中两国的受访者会有很大的差异。但实际看到调查结果后，我感到十分震惊。日本和中国的受访者均有六成以上的人在回答中选择——和平、合作、发展。换言之，两国国民都期盼和平相处，共同寻求能促进彼此经济合作发展的机制。既然我们追求的理念是“和平、合作、发展”，那么我认为就应该为之开展合作，日本和中国需要通过合作促进理念的实现。

我希望通过东京-北京论坛的民间外交，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为实现合作发展，FTA、“一带一路”等各种形式的经济性框架下的基建投资、第三方市场经济合作等完全是有可能的。当各种形式的合作最终以看得见的样态呈现时，国民舆论必将发生巨大变化。

采访：于文

编译：木越

责任编辑：柴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