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忠义
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兼延世察哈尔中心主任
不久前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元首会晤,虽然双方在台海问题、对华出口管制和制裁等方面仍存在分歧,但双方同意架设首脑热线、恢复军方交流沟通等成果引入注目。
中国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在政治外交、人文交流、全球治理、军事安全等领域达成了20多项共识,并评价称这是一次积极、全面、富有建设性的会晤,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大事件。
就连对中国吝啬于溢美之词的拜登总统在会晤后也评价称,“我相信这是我们进行过的最具建设性和最富有成效的一些讨论”“我们取得了重要进展”。
美国拜登政府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而且使得这种“竞争”时时出现加剧和紧张的态势,尤其在全球遭受疫情冲击,爆发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情况下,人们对于中美之间是否直接或间接地爆发冲突,是否导致新冷战的降临疑虑重重。
因此,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尽管中美两国体制不同,理念相异,两国之间矛盾和摩擦还会常态化存在,但如果诚如此次会晤成果所示,双方能够正确认知对方,做到增信释疑、管控分歧、避免误判、拓展合作,无疑将给这个动荡的世界注入确定性,提高人们的稳定性预期。
韩国总统尹锡悦也出席了此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继8月戴维营美日韩首脑会谈之后,三国元首再度聚首,彰显了“韩美日”三方紧密的合作关系,尤其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不但举行了第7次会晤,还共同参加了科技与创新座谈会,宣告韩日关系全面“复原”。
然而,韩国舆论更加关注到,中韩元首会晤未能举行。韩国外交部给出的解释是“中方倾力于中美元首会晤”,但舆论并不买账,因为中方还同墨西哥、秘鲁以及斐济、文莱等国家元首举行了会晤。因此,舆论认为,韩国在中国的外交序列中被排在了后面。
尹锡悦政府成立以来,强调“自由”“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等“普世价值”,推行“价值观外交”,这在主观或客观上和美国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外交”相呼应,到目前为止竭力构建事实上的“韩美日”同盟关系,在中美关系处于美国定义的“竞争”格局下,决然放弃了韩国前几届政府在中美之间采取的“模糊化”策略,转而采取美日一边倒的“清晰化”,而且不管在人权事务、民主峰会,还是在加入美日印澳的“四方机制(QUAD)”、美国主导建立的、以排斥中国为目的的“印太战略”方面,都显得积极而主动。在经济方面,尹锡悦政府的官员一度提出了“脱中国化”和中国“盛筵不再”的论调。以至于韩国也出现了尹锡悦政府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突击队”的说法。此次韩美日首脑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禁不住夸奖到,“正是由于尹锡悦总统和岸田首相,减轻了美国总统任务的负担”。在中国外交界,出现“中韩关系转冷责任不在中方”的论断就不足为奇了。
针对此次中韩首脑会晤未能举行,不但进步媒体,保守媒体也纷纷表示遗憾,尤其强调中日之间尚存在着核污染水问题、中美之间还有巨大歧见,尚在通过外交沟通寻求共同利益,而韩国同中国之间却仅仅因为理念、价值观等问题而疏远,中国和美日的关系进入调整期,如果韩国外交仍不做出改变,将处于尴尬的境地,舆论劝告尹锡悦政府到了重新检视“美日一边倒外交”的时候了。
当然,也有政府高官和一些媒体认为,韩美日同盟的强化,是同中国建立基于原则和相互尊重关系的杠杆,即韩美日基于共同价值的紧密合作日益制度化,会提高韩国的战略价值,让中国更愿意考虑和韩国对话。但这种杠杆说法,恐怕只有用“对中国外交原则和定力不了解”才能解释。
人们一度认为,尹锡悦政府在完成韩美日同盟强化和制度化之后,会着手改善韩中关系,但此次中韩首脑会晤未能举行,被认为两国关系亮起了“警示灯”。韩国主要舆论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仍然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包括朝核问题在内的半岛安保问题上,中国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高喊韩美日合作,并不能解决韩国面临的现实问题,韩国需要扩大同中国的外交空间,加强高层次沟通,媒体还谆谆告诫说“路,不走就会消失”。
而尹锡悦总统也似乎并没有听进去舆论的呼吁。在启程前往英国访问之前接受英媒书面采访时,再次谈及台海问题和南海问题以及中朝俄合作,引起中国外交部的严正回应,称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在南海问题上,韩国不是当事国,没必要“凑热闹”,而关于中俄朝合作则告诉韩国,中国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
责任编辑:柴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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